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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商业街上还有这样一间书房。房间位于上世纪30年代建造的一栋历史保护建筑内，窗户朝南，光线充足。推开窗户向下望去，是熙熙攘攘的车流和人群，穿着入时的人们正快步穿梭在写字楼和商厦之间。从朝北的房门出去，可以看见居民的晒台，在这个初冬抓紧时间晾晒的床单被套，穿插在大大小小的盆景之中，又是另一幅人间烟火气。
关上门窗，房间立刻安静下来，连时间的流速似乎也变慢了。自从20年前退休之后，房间的主人、吴门画派传人郑伯萍的日程安排雷打不动，每天上午，精神最好，郑伯萍从不见客，而是要在长桌前，画上三四个小时的画；每天晚上，吃过夜饭，郑伯萍又要站在长桌前，写上一个半小时书法。
“读伯萍君的画，总能感悟到其中静与净的意境，此乃中国传统士人文化的精髓，在如今纷繁的文化氛围中，能留住，实不易，是为序。”这是上海市委原副书记杨堤为郑伯萍的《郑伯萍画集》作的序中所写的一段话。
偏爱苏州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现在正是郑伯萍去苏州洞庭东山看银杏黄叶的最佳时段。关于太湖边的黄叶，郑伯萍早有观察：“观赏银杏黄叶有讲究，一年只有几天时间，太早，叶未全黄犹带绿，太迟，叶色衰萎将落光。叶黄色正，飘零满地留半树，最佳。”
在疫情之前，郑伯萍每两三个月总要去一次苏州。“这是有念头（上海话：意为瘾）的。特别是落小雨的时候，游客都走了，你就找一个亭子，坐在里面发呆，米道（上海话：意为味道）老嗲咯。”说到兴起时，郑伯萍双目微闭，似乎已经在享受苏州园林里的杏花微雨、丹桂飘香。
说起来，苏州园林，也是郑伯萍与他的老师——上海著名古建和园林大师、张大千入室弟子陈从周的结缘之处。1960年，郑伯萍考入同济大学数学系，在国庆节举办的师生画展上，他拿出自己的两幅中国画参加展览，展览上，大部分展出的是水彩画、素描画和设计效果图，中国画只有郑伯萍的这两幅。不一会，一位长者带着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在他的画前指指点点，看起来很感兴趣。等人群散去，郑伯萍上前询问，才知道长者正是陈从周。陈从周给出的两点建议：“第一，你要把颜色扔了，水墨能墨分五色，之后再加上颜色，不是更加丰富了？第二，中国画讲究气韵生动，张大千先生的画作气韵生动，但他是气胜于韵；吴湖帆先生的画作也是气韵生动，但他是韵胜于气。看你的样子，再看你的画，你将来是韵胜于气，所以建议你多读一点宋词和元曲。”
“我一开始没有完全理解。”回忆起当年的场景，郑伯萍只记得自己的反应就是“当场呆住”。但时隔这么多年，回头看，郑伯萍不得不佩服陈从周识人之准：“他指导得很清爽，我后来走的就是这条韵胜于气的道路。”
古法古意
日头西斜，照在郑伯萍书房的老式柜子上，留下斑驳光斑。
郑伯萍从柜子里拿出一件件好东西，向记者现身说法。一幅民国的扇面——“现在的扇面大部分只有5层纸，那时候有7层面料。”他讲解，旧扇面画出来就是不一样，单用水墨，就能表现丰富；一根笔管藤黄——越南海藤树流出的胶质黄液，用竹筒承接，等它干透，就是绝好的植物颜料。“胭脂红要用米苋熬制，花青色要用靛青草熬制，画江南山水有时还是要用石绿、石青、朱砂等矿物颜料，再配以植物颜料，否则时间一长就褪色。”他说。
在用笔上，郑伯萍讲究传统的水墨技法——“干湿浓淡，一笔出来”，这样的技法与郑伯萍的另一位老师俞子才有关。俞子才曾拿出一卷自己临摹的沈石田的《溪山深秀》手卷让郑伯萍带回去临摹。那一段时间，郑伯萍每天晚上临摹到深夜一两点钟，当他带着临摹了七遍的《溪山深秀》手卷到俞子才家时，俞子才连夸三遍“很卖力”，并当场示范。至此之后，俞子才将技艺倾囊相授。
“一笔下去，前浓后淡，或者两头浓，中间淡，拉下去转一转，一直画到画不出，达到枯笔的效果，干湿浓淡，一笔出来，米道就好了。”郑伯萍说的既是他观察到的俞子才的用笔方法，也是他自己的用笔方法。他说，他现在创作上的所有规矩，都是遵照俞子才的规矩。俞子才的规矩，又是从他的老师吴湖帆那里继承的，吴门画派就是这样一代代传下去的。
不过，这些年，跟郑伯萍学画的人很多，却几乎没人能坚持走下去。“难度太高。”郑伯萍分析说，大多数美院学生学的是西方的绘画方式，很少有人愿意学习吴门画派的传统技法。郑伯萍的儿子郑明轩却在将近40岁时从西画转向钻研吴门画派，在工笔人物画上下功夫，他的父亲也不得不承认儿子已经后来居上。
现在，郑明轩也在使用古法调制纯天然颜料，每天需要完成兑胶、退胶等一系列流程。在他的眼中，连令人讨厌的黄梅季也有可爱之处。
“黄梅天做纸最适宜，胶矾涂刷在宣纸上，慢慢就焐干了。”郑明轩认为，这也是江南气候馈赠给吴门画派的一个礼物。
（《解放日报》11.17 陈抒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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