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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已经从“倒丁字型”转变为“土字型”。这说明两个基本现状：其一，迄今为止，中国中下层群体所占比例仍较大；其二，中产阶层所占比例明显有所上升。笔者试阐述以下四大整体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城乡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通常用城镇化率来显示这种变化。2001年，中国城镇人口48064万，占总人口37.7%；乡村人口79563万，占62.3%。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占36.11%。
第二个变化是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带来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城乡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带来的社会变迁是全方位的。数亿人的生产方式从农村的农业劳动，转变为城市、城镇的工业劳动、服务业劳动、商业劳动。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是根本性的，从农村的那种“房前屋后种瓜种豆”、养鸡养猪自给自足，日常生活基本上不用花钱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几乎所有事情都要通过商业交换才能够实现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很多老人都不太适应，另一方面确实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市场消费水平。
“农转居”成为城镇市民的人，获得了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权利，所以，权利权益也发生了巨大变迁。
第三个变化是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近些年，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生的职业群体，快递员，网约司机，网销人员。上述三个庞大的从业群体，很多人都是兼业的劳动者，很多人都是一天打几份工。今天出现的新趋势是，哪一种劳动挣钱快，劳动者就会涌入哪一个劳动力市场，而且不少人都是在兼职工作。如此，研究者要想严格区分每一个人的职业位置，就变得比较困难。
第四个变化是大城市人口社会经济地位与中小城市人口社会经济地位的巨大分化。这种分化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城市之间职业地位的分化。人们的职业地位是一种综合社会地位，它暗含着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声望等，非常重要。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人口职业地位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人才就更多地从小城市流往大城市。人才的流失更易造成小城市发展的恶性循环。
其二，这种超大城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异，是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异。级别高的大城市自然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小城市即使再有市场活力也比不了这种按照行政级别给与的全方位资源配置。
其三，这种差异也突出体现在房价上。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房价越来越高，小城市的房价不升反降，这本身就代表着家庭财产的分化，这是导致财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
（《北京日报》11.22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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