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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海
1975年，我被调到总部设在东非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肯尼亚当时是一个新国家，独立才十年，英国殖民味道还相当浓厚。
我的运气很好，才住了不到一个月的旅店就找到了房子，一幢欧式花园洋房，院子足有三英亩。每月300美元的租金也令人难以相信。当然，以当地人的生活水平来说，这简直是天文数字。转租给我的人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继续雇用一个年轻黑人——赫特郎。原因很简单，我不雇他，他就失业。
赫特郎大约二十六岁。我说大约是因为他母亲早死，而父亲也不记得他哪年出生。我搬进来不到两个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和他在院子里谈话，才发现他已经结婚一年多，但成家不到一个星期就从西肯尼亚来到城里打工。我问他为什么不接太太来一起住，赫特郎突然沉默了下来。半天，他才说话。当初他父亲是向他老婆家里保证给两千头牛才结的婚，但是当时他们家只买得起1500头，还欠500头，所以婚是结了，但女方家里没有收到最后500头牛，不放人。
我真的呆了。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去批评另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但我实在感到悲伤。我没有经过三思，就直问赫特郎本人的愿望，要不要接她来——当然要——我说好，你回你家把你父亲接来，我负责路费。
他刚出发，我就开始紧张。倒不是钱的问题，肯尼亚乡下的牛对我来说非但不贵，而且太便宜了，大约1块美金一头，总共不过500美元而已。我紧张是因为我开始感到我是在玩弄别人的命运。我有什么权力来扮演上帝？
他父亲看上去很老，但我估计他最多五十岁。我请邻居的佣人做见证，又再度重复我所答应做的事，就是，按照他报的数字给他四千肯尼亚先令回去买五百头牛，再接赫特郎的太太来内罗毕。我将事先准备好的现款和一张英文收据给了他。老头两眼湿湿地捧起我的手亲了三下。
我们等了足有一个月才有消息，是一封挂号信，说牛已经送了过去，赫特郎可以回来接太太。我告诉赫特郎回去接之前赶快买好双人床、被单、枕头等等，算是我送他们二人的结婚礼物。
一个星期五，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发现大门前站着两个人，赫特郎和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看上去不到二十岁。她叫玛莉，可以讲几句简单的英文。她带着笑容但相当正式地谢了我。我舒了一口气，一个多月下来的压力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是无比的轻松和成就感。
第二天一早，为了给他们单独相处的机会，我一个人开车去乞力马扎罗山下的“安博塞利野兽保留地”住了三天两夜。
星期一傍晚，我回到内罗毕。在开进我家巷口的时候，发现路上闪着红灯蓝灯，还有两部警车。再往前开，才发现他们就在我家大门口，而且是在等我。
赫特郎向一位警官介绍了我之后就不再说话了，只是面色低沉地垂着头。警官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赫特郎报警，说他太太玛莉昨晚翻墙逃走，问我知不知情。第二个其实不是问题，而是要我立刻进房查看有没有遗失任何财物。
我完全糊涂了，几乎麻木地进屋巡视了一遍。我告诉警方说什么也没有遗失。他立刻安心了，脸上有了笑容，然后好像任务已经完成似的向我和赫特郎宜布，玛莉逃走的案件目前没有任何线索，但他们会去追查。
警察走了之后，赫特郎才在客厅里带着泪水告诉我，玛莉在前一天晚上翻墙出走。
我的脑子现在完全空白，根本无法解释，无从想象。我连安慰赫特郎的话都说不出。第二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收到楼下联合国警卫的电话，说有一位肯尼亚人要见我，是赫特郎的朋友。他说他知道玛莉为什么逃跑。他说玛莉有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情人，在内罗毕一家车胎厂做工。她根本不爱赫特郎，也不认识他，他们一共只见过三次面。她那个情人家里更穷，连二十头牛都买不起，别说两千了。我问他赫特郎知不知道这件事。他说知道，只是不肯相信。他希望我叫赫特郎不要再去找了，他说他知道玛莉利用这次这个机会——意思是说，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我——离开家里，而且利用赫特郎来到城里找她的真正情人。他最后说他知道玛莉绝不会回来。他离开之前又补充一句：不用找了。
我直接去找问过我话的那位警官。一路上，我一直跟自己辩论，要不要向警官透露我下午得到的消息，直到我坐在他面前，不知道是因为他那一副官僚架式，还是我迟来的智慧，决定还是不讲。
他很正式地通知我，既然我没有任何财物损失，此案与我无关——接着他说赫特郎是西部罗族人，和我在内罗毕接触的吉库尤族人不一样。他非常婉转地建议我这个外国人，用中文最简单的话来说，少管闲事！
直到三年后我离开非洲，我和赫特郎都再也没有提起玛莉这个名字。
这么多年过去，我这个东非事件的精神包袱却摆脱不掉。有的时候，我现实的一面告诉我，你太急于拥抱你以为是你失踪多年的兄弟了。但又有时候，我浪漫的一面又告诉我，你可能牺牲了赫特郎，可是玛莉却因此而终于找到了她真正的情人。
东非事件就像我多年前抛出去的一个球，问题是，这个球到现在还没有落地。
（选载三）
（《一瓢纽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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