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书写与国家形态的演进

    文字是文明的代表。随着文字和书写系统的不断完善，文字的适用场景也不断增加，推进了早期文明的发展和国家形态的演进。

    文字、政令与商代方国联盟

    商代的国家形态属于方国联盟，以商王为首的商部族是联盟中的首脑和主宰者，即共主。商王的政令通行于商王畿，而到了方国，政令的传达是由方国统治者来完成，他们虽然归属于商联盟，但时有叛反的可能，所以商王十分注意方国的动向，这在甲骨文中有相当多的记载。

    甲骨文只是商代文字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较少的一部分，其使用者主要是商王和大贵族，并不能完全体现商代的国家统治。

    商王及贵族传递信息的文本应该是以竹简为主，只不过由于时间久远、保存环境等因素，竹简早已腐烂。目前已经发现的甲骨文主要为契刻，还有少量朱书墨书的，也有先毛笔书写后契刻而成的。根据甲骨学家宋镇豪先生的研究，商代已经建立文书、消息传报的“连传”制度，只不过还没有形成节级传递，而是由专人送达。《甲骨文合集》23674条记载商王政令由发出到送达前后隔了48天，这说明商王的统治区域之广和统治力之强。

    除了下传，还有上达，遇有重要事务如敌人侵扰，方国需要向商王告警，还承担向使者提供食宿等义务，确保了商代政令和信息传播的畅通，这些都应是通过文书传递来实现的。

    册命、礼制与西周封国联盟

    西周王朝的国家形态属于封国联盟，经过统治者尤其是武王、周公的精密谋划，才形成了庞大的政治体系和格局。

    文书方面，周王的统治力主要体现在册命制度上。《左传》记载分封卫、晋、鲁国的册命文件就是《康诰》《唐诰》和《伯禽》，诰就是王诫勉、封赏大臣、诸侯的一种文体形式，此外还有分给鲁国的“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前者是掌握文字、祭祀的人，后者是大量的典籍文本。分封之后，新的国君即位，也都需要周王的重新任命或册封，这既是周王权威的体现，也是诸侯国君政治合法化的表现。周王对大臣、诸侯的任命，甚至大臣、诸侯对属下的任命，命书都由史官交付本人，并有副本保存。作为一种权力和荣誉的象征，受职者往往铸造铭文以表功，青铜器中诸多的册命铭文就是这一体现。

    西周时期礼法并用，统治者通过颁布礼、政令来维护统治，那时候没有成文法，但礼制的规定应有明文，礼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以周公制礼作乐为基础形成的礼制，大都被诸侯所认可并得到执行。

    相较而言，西周文字的书写较商代范围更广，不仅局限于周王统治区和地方封国，还到达更加遥远的周边区域。周王朝的文书系统不断完善，文字书写在西周国家管理、政治运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书行政与中央集权的形成

    春秋时代王权衰微，诸侯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代开始的礼崩乐坏、文化下移，是文书行政由“上层”逐渐转向基层的重要因素。商、西周时期，统治者牢牢控制着文化系统，文字难以普及至“寻常百姓”，而随着世袭制的打破，私学的兴起，教育不断普及，培养了大批行政官吏，也催生了百家争鸣。在政治方面，诸侯割据，各自为战，但为了自身发展都极力加强统治，纷纷进行改革。如秦国起用商鞅变法，实行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发展策略。《商君书》强调说：“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对这些数字的掌握都需要统计，这也是公文的主要内容。秦人还制定各项律法并广泛推行，通过置县进一步打破了原来的宗法血缘关系，使得秦王政令直接推行至基层。

    秦始皇依靠先代留下的政治遗产，南征北讨而建立秦王朝，“百代皆行秦政制”，秦人建立的以文书行政作为显著特征的官僚体系，从皇帝而至郡县、乡里，实现了王朝的有效管理。严密的文书体系确保了从中央到基层的政令传达和法律实施。这些，构成了中央集权国家行政的运作形态。

    （《学习时报》11.15 代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