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该有“唯一正确”的答案

    是什么样的魅力，让《洛神赋》这篇三国时期曹植所作辞赋名篇，穿越时空，经久不衰？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复旦大学中文系戴燕教授，对它怀着长达十几年的研究兴趣？对话戴燕，在感受《洛神赋》不衰的生命活力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她对固有的文学研究范式的反思。

    记者：《洛神赋》自诞生起至今已有千余年，您能简要描述《洛神赋》在漫长历史时期里被阐释、被误读的过程吗？

    戴燕：先说文本。现在能够看到最早的《洛神赋》，是在梁昭明太子编的《文选》中，然而对它的解读，自唐宋以来就有了分歧，唐代李善注《文选》引过一篇无名氏作的《记》，提出“感甄”说，认为《洛神赋》是曹植为了纪念甄后而写。唐代人是喜欢“传奇”的，他们大概很爱这种“索隐式”的阅读，将《洛神赋》与汉末三国时代的人物、政治牵扯在一起，揣度曹植隐藏在赋中的“秘辛”。

    这是对文学的历史故事化的解读，在我们看来它或许牵强附会，可是它的影响特别大。随着“感甄”说日益流行，后来又有了试图化解它的“思君”说。

    再来看画。现在能够看到最早的《洛神赋图》，相传是东晋的顾恺之所绘。《洛神赋》转化为图以后，它的主角就从原来的宓妃即洛神一个人，变成了君王和洛神两个人，叙述者“余”的形象由隐而显并且格外突出，起码与洛神平分秋色。如果要给这位君王起一个名字，人们想到的自然是曹植。《洛神赋图》使得“她”和“余”的故事，变成了“她”和“他”的故事，强化了读者的一个认知，也是种误读——《洛神赋》写的就是曹植与洛神的邂逅。

    最后聊戏曲。1923年冬天，梅兰芳排演《洛神》，火遍大江南北。《洛神》演的就是曹植与甄后的爱情，它让过去人们对《洛神赋》的误读更加深入人心，尽管学者们写了很多讨论《洛神赋》寓意的文章，为它究竟是表达“感甄”“思君”还是其他作澄清，却也丝毫不能动摇这个误读。20世纪关于《洛神赋》的这一段学术史，是与现代戏剧艺术的发展并行交错的。

    记者：《〈洛神赋〉九章》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您引入了《洛神赋》书法史的研究。

    戴燕：现在能看到最早的《洛神赋》是在宋代所刻《文选》里面，距离曹植写作已经过了几百年，也许有人会问：怎么证明现在我们看到的《洛神赋》就是曹植所写，而不是《文选》的编者伪造的？假如按照传统方法，只看文学文献，能够找到的线索有限，证据比较单薄，而用上书法史的材料，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因此，我在这一章就讲了《洛神赋》是怎样从三国时代起，便被书法家当成书写题材而反复临写的。事实上《洛神赋》从很早的时候起，便为文学界与书画界所共享。

    记者：从《洛神赋》到《洛神赋图》，再到《洛神》，既使《洛神赋》流传得更广，也局限了它，让人们对《洛神赋》的理解一再落入“感甄”的窠臼。您认为这些是对传统文本的丰富还是伤害？

    戴燕：尽管历史从来记载的都是胜利者的历史，但是看历史的人，却往往对失败者抱有巨大的同情。随着汉末魏初的那一段历史日渐遥远，曹丕、曹植、甄后等历史人物的形象在后人眼里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人物关系也都有改变。曹植和甄后，在与魏文帝曹丕的关系中都是失败者，这两个命运相似的人物，就这样被牵连在一起。“好事者”想象他们曾经相濡以沫，制造出两人的爱情、悲情。

    这种解读，就是人们说的“歪楼”了，但无论正解、歪解、错解，都是在强化《洛神赋》的经典地位，只不过构成了彼此错落、高低不同的声调。好的文学，永远是“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作为研究者，我完全接受这种“歪楼”，因为这不但能说明《洛神赋》总是有魅力的，也实际上构成了“洛神”文学丰富的传统。我们要做的，不过是揭示这个楼是怎样歪的、为什么会歪。文学本来不就是这样复杂、迷离、多元的吗？因此，对文学也不存在唯一的解释，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得出唯一正确的答案，否则那将是多么无趣，也远离了文学的本质。

    （《解放日报》11.6 顾学文 刘芳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