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考古学应融合发展

    我国古代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但没有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我国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20世纪20年代后才开始形成。

    历史学离不开考古学的支撑，这是100多年来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考古学巨大成绩的客观反映。20世纪上半叶史学大家王国维、陈寅恪等，对“地下之新材料”和“地下之实物”的重视，推动了史学方法论（二重证据法）和新的史学问题意识产生，影响十分深远。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度有限，更多的是没有文字时期。走出神话传说，用实物资料构建人类的早期历史，没有考古学是不可能完成的。如今，通过考古学家的努力，历史学已经可以根据考古材料，对我国境内人类起源与区域发展演变有一个初步描述。特别是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新石器时代考古实践，使我国历史学有可能走出传说时代，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文明与国家起源理论，而这对阐释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发展道路具有重大意义，是以往历史学想做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即使是有文字记载后的历史，考古材料仍然是历史学家认识该时期历史的重要依据。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同样离不开历史学的坚强支撑。通过历史学的方法，将考古学所揭示的人类活动遗迹，纳入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的范畴中来。

    历史学要充分学习借鉴考古学的成果，运用丰富的考古材料，在阐释中国特色历史发展道路，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上发挥作用。考古学要充分学习借鉴历史学成果，运用历史学理论与实践，推进考古学在解释人类社会组织、经济发展、思想意识发展演变上的作用。

    显然，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发展，不是合二为一，而是一种交互模式、辩证关系，共同促进和培育新的学科生长点。

    （《人民日报》11.7 卜宪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