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郊待过一些日子的人都知道，“小白骑手”并非业务不熟练的新手，而是对有亲人罹患白血病的外卖员的称呼。
在美团外卖燕郊东贸站，全站146名外卖骑手中有70名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小白骑手”。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3公里外的血液病专科医院——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接受治疗，他们自己则外出送外卖，贴补家用。
外卖女骑手
从北京国贸出发向东30公里，跨越潮白河，就进入了燕郊地界。这里有从首都“溢出”的医疗机构和养老中心，陆道培医院就是其中之一。在这家民营医院里，350张病床和54间无菌病房常年满员。
从杨俊娟居住的三河市郊到陆道培医院，骑电瓶车只要半个小时。这些年来，杨俊娟亲眼见证了燕郊的发展。2013年9月，杨俊娟不到3岁的儿子冯耀磊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细胞系）。
在此后长达三年的化疗中，幼小的孩子承受了太多病痛折磨。杨俊娟这位1988年出生的年轻母亲，也经历了陪儿子抗癌、意外怀孕并生下二胎女儿、离婚等一系列人生变故。
2018年7月，孩子的病第二次复发。医生告诉她，要救孩子的命，只能做移植。杨俊娟决定最后一搏。不久后，她带着儿子在陆道培医院接受了造血干细胞移植。
移植手术后，危在旦夕的孩子得救了，经济上的压力却接踵而至：进仓移植，费用30万元；出仓后，孩子肝、脾排异，住院花了近20万元；出院后，挂号、吃药、大小检查等花了十多万元。除了积蓄、公益平台捐赠和医保报销外，家里欠下了近20万元的债务。
正是那时，她在病友群看到了招聘外卖员的信息。她赶紧跑去应聘，成了一名外卖骑手。外卖站里的女骑手，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女的“小白骑手”更少，因为这些孩子得了白血病的家庭大多分工明确，妈妈照顾孩子，爸爸出门打工。杨俊娟是个例外。
“小白骑手”们
杨俊娟的电瓶车是一个已经回老家的病友留下的，现在由她和另一个病友共用。这台车每天为她省下15元的租车费用。
她干外卖刚3个月，路不熟，大部分时候只能依靠手机导航，绕路或走错路是常事。最让她头疼的，是燕郊没有门牌号的城中村和小区里密密麻麻的电梯楼。
6月的一天，杨俊娟顶着高温完成了8个订单。还没来得及休息，系统又发来5单，她马不停蹄地上路。可就在她送到第12单时，第10单的顾客打来电话，说没收到餐。杨俊娟赶紧折返。原来，忙乱之中，杨俊娟送错了楼栋。她想把餐找回来，可这些楼一模一样，她实在记不起来自己刚才上的是哪栋楼。不好意思让顾客再等，杨俊娟只好自己买了一份一样的餐送过去，花了60元。按照每单4元的配送费来算，忙活一个中午，杨俊娟倒赔了12元。
这是每个“小白骑手”的必经阶段——不断经历挫折，然后继续上路。
“小白骑手”们都和杨俊娟一样，孩子突发恶疾，他们各自的人生也被猛地一脚踩下刹车。在来燕郊前，他们中有人在陕西卖手机，有人在云南建水电站，有人在广西搞装修，有人在北京卖烧烤……现在，他们都有了一个相同的新职业，外卖骑手。
“我们被白血病驱赶着，拼命跑。”来自云南曲靖的彝族小伙余元江说。他2岁半的女儿余心祈患有髓系白血病（M7），去年冬天一确诊就被定为高危型，全家当即北上求医。
在送外卖之前，余元江从来没有如此感知过一分钟到底有多长。有时即使拼尽全力，接送单的时间也不够用。所以，骑手们必须争分夺秒。
必须坚强
在外卖站同事的印象里，付江娜总是用面纱挡着脸，加上安全帽和冰袖，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少言寡语。家里的事情，付江娜极少对别人说起。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李奇是站里绝对的“老大哥”——最早的“小白骑手”，他热心、耿直、经验丰富，大家有什么事都愿意问他。
在燕郊，病友之间有着亲密的连接，初来乍到者总能感受到“老乡即亲人”这句话的真谛。相处久了，找房子、搬家、配药，甚至是献血，不管是不是老乡，李奇都愿意帮上一把。
李奇的儿子庆庆2012年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细胞系）。化疗结束后，全家都以为孩子康复了。没想到，2018年11月，庆庆白血病复发。从西安到北京，再到燕郊，他们辗转了6家医院。2019年到陆道培医院进行骨髓移植时，家里已经花掉了100多万元。
那几年，李奇完全被击垮了。他和老婆吵架，惊动了派出所的警察。前来调解的警察随口一句“成天闲着，不如去送外卖”点醒了他。他成为站里第一位“小白骑手”。
李奇能把电瓶车骑出风驰电掣的感觉，时速四五十公里。他比许多本地人更熟悉燕郊的街巷、店铺，知道哪个十字路口更堵……他想，只要一天能跑六七十单，每个月就有收入，就能租房子，不用再厚脸皮伸手向亲友借了。
燕郊的“白血病移民”有多少，谁也说不清。即便因为疫情，街上人人都戴着口罩，李奇也能在路上快速地辨认出那些面色苍白的孩子、拎饭桶的家长，这些都是他的病友。
以前李奇总想不通，这个病怎么会落到自己儿子头上，但他现在已经很少再去钻这个牛角尖了。“绝不认命，必须坚强”成了他的口头禅，见到需要帮助的人，再小的忙他也会去帮。
（《解放日报》10.23 雷册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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