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上瘾

    ■[美]迈雅·萨拉维茨

    在美国，人们关于成瘾的概念，事实上落入了对种族、阶级和外来人的恐惧当中，因为这种观念最早应用于毒品问题，被用来当成禁止使用某些物质的理由。“我们”所偏爱的麻醉药品往往被人们视为非毒品、医用药品和营养剂，而“他们”上瘾的物质，则是非法使用的危险毒品。因此，瘾君子不会是“我们”这样的体面人，而是那些恶劣又疯狂的人。或者，准确一点说，如果他们被视为声名狼藉的少数人，人们就主张严厉的惩罚性治疗；而如果“我们”这样的人饱受成瘾的困扰，人们则会对他们特殊对待，用温和得多的其他方法来治疗。

    比如，全美第一个反对可卡因的州法律，就是在歧视黑人的那个时代的南方获得通过的。历史学家戴维·马斯托说：“人们对可卡因成瘾的黑人的恐惧，正好出现在私刑泛滥的高峰时期，那时候法定种族隔离和选举法的目的都是要剥夺黑人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南方的治安官声称，毒品让黑人成了神枪手，也让他们变得近乎刀枪不入。

    类似地，19世纪80年代支持禁止鸦片的人挑起了人们对修建了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的中国劳工的恐惧，随后加州和其他西海岸州最先通过了禁止鸦片的州法和地方法律。在美国南方，人们声称可卡因是导致白人女性嫁给黑人男性的罪魁祸首。但是在西海岸，人们针对中国男性和他们光顾的“大烟馆”提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指控，尽管这两种毒品从药理学上讲作用完全相反（可卡因是一种兴奋剂，而鸦片是抑制剂）。

    在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报刊和政治竞选的助推下，1914年美国通过了《哈里森毒品法》。这部法律披着税务法律的外衣，其本质却是让可卡因、鸦片及其衍生物成为除某些医学用途外使用均为非法的物质。尽管关于药品标签的争议，还有医生、药剂师及产业内专业人士对销售控制权的争夺战等其他因素依然存在，但种族主义显然充斥着政治辩论和媒体报道，就连《纽约时报》这类一向谨慎的媒体都未能免俗。1905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标题为《罪恶如黑人的可卡因》的新闻，1914年刊登了一篇题为《吸可卡因的黑人是南方的新威胁》的专栏文章。某个专家在国会为支持反毒品法律作证时说道：“对于南方白人女性的大多数袭击，都是黑人吸食可卡因后大脑疯狂的直接后果。”

    当人们不把特殊的毒品跟“危险阶级”挂钩的时候，成瘾往往被视为医疗问题。比如，1906年颁布的《纯净食品药品法案》出台之前，“专利药物”的生产者需要把药物成分列出来，海洛因、可卡因和大麻频繁出现在“营养剂”和药店就能轻松买到的药品当中。这一时期的“典型的鸦片成瘾者”，其实是那些不小心买了无警示信息还大肆宣传的药物后产生依赖的母亲和家庭主妇。对这些药物的依赖，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缓解病痛的医疗需要，又有多少实际上是成瘾行为？人们不得而知。但从历史记录来看，有些妇女服用这些药物完全是为了过瘾或逃避现实。

    然而，人们并没有把这些成瘾者看成社会的威胁。相反，他们是病人，需要怜悯、教育，需要保护起来，免受厚颜无耻的药品公司毒害，还需要医生的关爱。事实上，1906年的法案通过后的几年，单单是注明药品含有阿片类物质这一举措，就导致这些药品的使用量减少了25%~50%。这就足以证明，即便没有刑事定罪的措施也能影响最容易成瘾的药物用量，而且证明了教育是预防成瘾的一个有力环节。

    （《我们为什么上瘾》海南出版社2021年出版 丁将/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