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中写道:“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赏菊是重阳节的一项传统习俗,这些天,京城一些公园已经开始举办菊花文化节,堪称菊舞金秋花满园。
古时民间在重阳节有登高祈福、秋游赏菊、拜神祭祖及饮宴祈寿等习俗。文人们也吟诗赋诗,留下千古佳句。
王维头上插茱萸
重阳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甚至更久远的远古时代,最早是作为祭祀活动而存在的仪式。一种观点认为,重阳节由远古先民对火的崇拜演变而来,这可以在部分江南地区的重阳祭灶习俗中找到佐证。
中国古代文人对重阳节异常重视,这从相关文章、诗作数量之多可以印证。其中王维的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最为有名: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维出生在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市),十五岁时与兄弟王缙去长安,此诗作于他十七岁时,当时王缙返回蒲州,王维独在异乡,恰逢重阳节,遂有感而发。诗中所说的“山东”,不是现在的山东省,也不是历史意义上的太行山以东,而是华山以东。山西晋南一带恰在华山的东向偏北,彼时便被王维称作山东。九九登高,时俗是要在头上插戴茱萸,或装在囊中佩戴于身上。茱萸是一种灌木,也是药材,戴在身上可以起到“辟热御寒”的功效。王维二十一岁考中状元,后来做到尚书右丞这样的四品高官,一生在异乡生活。但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在他的内心很难忘掉家乡、忘掉儿时的小伙伴,这首诗非常准确地描摹了人的思乡之情,而正是这种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让这首诗成为家喻户晓、流传至今的佳作。
王维有“诗佛”之称,且诗书音画俱佳,还是南宗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安史之乱中,他曾被安禄山强委伪职。其间他曾私下作《凝碧池》诗一首,因此被朝廷豁免了他的附逆之罪,也算是因“诗”获救吧。
赏菊和饮酒是诗人最爱
唐朝诗人杨衡也有一首诗提到茱萸,诗名《九日》:
黄菊紫菊傍篱落,摘菊泛酒爱芳新。不堪今日望乡意,强插茱萸随众人。
杨衡同样也是漂泊在外,他只是随着众人勉强插了茱萸。他的心思是在菊花身上。菊花也是可以戴的,但更重要的是可以泡酒。
中国的造酒技艺起源很早,夏朝时的杜康就是传说中的造酒始祖。考古发掘中,更是早在石器时代便有盛酒器具的存在。但在古代,长期以来酒的度数都不是很高,最高也就十几度,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大碗喝酒的豪杰了。不过喝酒却有颇多讲究,比如过年喝的屠苏酒,据说是华佗发明的一种药酒,大人小孩都能喝;端午要喝艾酒和雄黄酒,一种是用艾草泡制的酒,一种是雄黄研末泡制的酒,这些酒都有驱疫辟邪作用;而到了重阳,就要喝菊花酒了。
传说重阳饮菊花酒的风俗源自汉宫。据西汉刘歆所著《西京杂记》载:“戚夫人(刘邦宠妃)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而在南梁吴均所著《续齐谐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曰,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曰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桓景是东汉时人,由此看来,重阳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的风俗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完全定型。
民间还有说法,称菊花为“延寿客”,茱萸为“辟邪翁”。宋朝吴自牧所著《梦粱录·九月》云:“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於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
李清照重阳赋心声
唐德宗李适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也能写诗,全唐诗中录有他的作品。他有多首关于重阳节的诗,诗句有诸如“重阳有佳节,具物欣年丰。皎洁暮潭色,芬敷新菊丛。”“爽节在重九,物华新雨馀。清秋黄叶下,菊散金潭初。”“令节晓澄霁,四郊烟霭空。天清白露洁,菊散黄金丛。”诗句中全都提到了菊花,可见菊花与重阳节是何等的密不可分。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写菊最出名的诗句。辞官隐居,怡然自得。但终因家贫,重九日只有菊而无酒,于是写下一首《九日闲居·并序》,诗中“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句,写出酒与菊之美妙之处,奈何“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唯写诗寄怀而已。不料江州刺史王弘差人送酒,于是陶渊明开怀畅饮、大醉酩酊。差人身着白衣,便是“白衣送酒”的典故。
李清照有一首重阳词《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更为有名: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李清照十八岁时与赵明诚结婚,而后赵明诚外出做官,夫妻分离。第二年重阳节,因思念丈夫,李清照便写下这首词。据说赵明诚收到此词,依样又写了数首,然后将所有词章不做说明,一并拿给好友陆德夫看。陆德夫品味后说:“只三句绝佳。”赵明诚忙问是哪三句,陆德夫回答后,赵明诚不禁哑然。原来正是李清照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值得一提的是,赵明诚和李清照均为金石学的代表人物,共三十卷的《金石录》就是他们夫妇共同完成的。《金石录》一书,著录其所见从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来,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是中国最早的金石目录和研究专著之一。
(《北京晚报》10.11 徐铁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