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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玉石之国”，玉文化也深入到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关于长江流域玉文明与中华玉文明之间的关系，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刘礼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长江流域玉文明的兴起，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证据出土于距今7000年左右的长江下游地区。之后，玉文明向长江中游地区扩散。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向石家河文化的演变，就受到了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薛家岗文化的影响。
对于长江流域玉文明来说，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和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最为重要，其次是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安徽马鞍山的凌家滩遗址、江西新干的大洋洲遗址，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玉文明遗址。此外，长江上游地区的玉文明虽然起步较晚，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等都出土了一些商代以前的玉器，表明该地区存在独立的玉文明发展脉络，因此也是值得关注的遗址。上述这些文化遗址所出土的玉器虽然同属于长江流域玉文明，但也各具特色，有各自偏好的器型和纹饰风格。
长江流域玉文明是中华玉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中华玉文明的源头之一，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长江流域玉文明的工艺、审美、文化内涵等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某些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以良渚文化玉器为例，它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琢玉工艺的最高水平。这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先进的。此外，良渚文化玉器的大规模生产、使用和传播也表明，当地存在集中的、一定规模的玉器制造业，相关行业的管理和社会分工都处在同期考古学文化的前列。
其二，长江流域玉文明贡献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器型和文化元素，丰富了中华玉文明的多样性。比如长江下游地区独立形成的玉璜和玉琮等器型，后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常见器型，其背后的“藏礼于器”的文化内涵也被中华玉文明所吸纳。
其三，长江流域玉文明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玉文明深度交流，彼此涵化，在漫长的互动过程中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玉文明格局。比如，良渚文化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之间有过很密切的玉器交流，前者的玉器影响甚至远及黄河中游的陶寺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石家河文化玉器不仅受到良渚文化玉器的影响，也受到了承袭大汶口文化发展起来的龙山文化玉器的影响；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器也对黄河、长江流域玉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网 10.3 明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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