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姐的废品生活

    ■胡嘉明 张劼颖

    马大姐是那种很要强的女人，直爽、泼辣，情绪饱满。她打扮朴素，说自己的衣服和裤子都是几十块钱的，而且很久没有买过新的。不过她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十分干净利索，头发光溜溜地束在脑后。

    提起开废品收购站，她说：“就是什么都没有才干这个，有钱有别的，谁干这个呀，跟要饭的差不多！而且特别脏，你不知道我一天要洗多少遍！”我们说，听其他人说，干废品回收其实利润挺好的呀。她说：“那些人是爱面子，死撑面子，没跟你说实话！我就说实话，没钱就是没钱！”我们说，那跟老家的人比，还算是有钱吧。她说：“老家没人啦。那地方太穷了，什么都没有，谁待在那儿呀，留下的全是老人。”

    马大姐租了一个整院，房租一年6000元，房间住人，院子用来堆放废品。一个大铁门，旁边挂着一个木牌，用油漆写着“废品收购站”。院子里面，有堆积如山的塑料瓶子，还有各式废品，堆得很高。一进她家，就可以看见各种小学生的奖状，新新旧旧的，贴满整面墙，地面上则一尘不染，床单干净平整。整个房间十分敞亮，整洁得让来客有点手足无措。实际上，要进她家并不十分容易。见过几次面后，她才信任我们。了解了马大姐的经历，就知道她为什么自尊心那么强、戒备心那么高。

    1993年，马大姐和丈夫完婚后，踏上了来北京的路。四处打工攒了500块钱以后，他们就买了辆三轮车，开始收废品。

    当时他们在安贞里的一个居民区。她需要“看楼”——也就是死守住一栋楼，占住那里，这样别的同行来了，看到有人占领就会主动离开。一看就要看一夜，只能睡在三轮车上。倒霉的是，有一次他们的三轮车把人家的货车剐了，当时身上也没钱。人家跟着来家里一看，什么都没有。车主就把他们唯一的财产——三轮车拉走了。因为绝望，两个人整整在家躺了三天。后来，他们又重整旗鼓，向亲戚的亲戚借了300块钱，重新买了一辆三轮车。

    就这样骑三轮车收废品七八年，她们开了家废品收购站，到现在又有七八年了。现在他们不需要日晒雨淋地每日出门游走。马大姐坦言，现在看起来自由和清闲，也是干了这么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事实上，一个废品收购站要想挣钱，重要的是货源。运气固然是一方面，做这一行更重要的是关系。只有联系到合适的厂家或者工地，才能收到更多值钱的废品。马大姐说，他们现在专门去接触厂子里面的人。为了谈生意，她还专门花大价钱给丈夫买了一身像样的衣服，“如果脏兮兮的，谁愿意跟你握手呀”。这么多年来，马大姐没少遭遇歧视，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他们也由此变得封闭，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不轻易跟人打交道，与其被人家瞧不起，还不如主动避开。

    对老家，马大姐的态度是矛盾的。“那儿什么都没有”，但是也会说，“还是老家好，比北京强多了”。我们当时的念头是：“怎么会？”后来明白过来，她在用老家和自己现在的北京生活做比较。

    来北京这么多年，真正属于城市的便捷和舒适的服务，她都没有享用到。马大姐就像我们认识的许许多多寄居在城市边缘的中老年“外来人”，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收入微薄，也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这里当作可以真正展开生活的地方。城市把他们排除在外，他们也没把城市当作“家”。对于马大姐这样的收废品人而言，堆积如山的废品使得城市中的家尤其不像一个家。

    （《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