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个夏夜,上海一条弄堂里,不时爆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那笑声似乎要把石库门的房顶给掀了。连着两天,两个北京相声演员在沪上弄堂居民家里表演新编的北方相声,那是28岁的我和51岁的李文华在上海的一段难忘经历。
“曹家堰”“张家宅”“延安路”……这些颇具海派色彩的地名,从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团三连认识一批上海知青起,就常常听到。这一次,我是真正走进了久闻其名的上海弄堂。
1978年底,我和李文华刚演完《如此照相》不久,就到新疆伊犁深入生活。在那里,我们收集素材,潜心创作,写出了《诗歌与爱情》这段新相声。次年春节后不久,我们又接受了深入生活的新任务,到了上海这座大城市。
第一场“演出”地点是一幢石库门房子二层朝南的厢房,20多平方米——兵团战友曹焕荣家里,观众主要是我的知青战友。第二场“演出”在战友裴虎成家里,观众是又一拨战友。
我是1977年离开北大荒的,创作演出了相声《如此照相》后,作品广受全国听(观)众喜爱,有了点小名气。在上海,有我太多北大荒兵团的知青战友,此时他们也都回到了自己生长的城市。我们互称黑兄、黑弟、黑姐、黑妹,有着浓厚的黑土地情怀。到了上海,我肯定要去看望这些曾与我在广阔天地一起奋斗将近10年、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在我心里,这场“堂会”一是重聚,与昔日北大荒兄弟姐妹分别后的欢聚;二是汇报,让战友们看看曾经的三连宣传队姜队长如今怎样——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有点“显摆显摆”。
“弄堂演出”的发起人同时也是“演出场地”的提供者曹焕荣,他也是三连的上海知青。当时他已在北京广播学院工作,暑期回上海探亲,听说我来沪出差,便起意请我到他家吃饭,叫上几位老友一起聊聊。我当然乐意,李文华也说好。
为了这次“弄堂演出”成功,曹焕荣的父母作了一番精心准备。为腾出更大的地儿,他们把家里一大一小两张床拆了,据说这是上海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习惯做法。为方便大家坐在一起吃喝,他们还向邻居借了一张仅在过年或家里请客时才用的“圆台面”。
一进钉着“21”号牌的石库门,天井里一帮分别已久的兄弟姐妹就来一一拥抱,然后穿过不到一米宽的过堂,沿着黑暗的木梯来到二楼。一顿丰盛的晚餐过后,后赶来的人越挤越多。“姜昆来一个。”“李文华来一个。”这些人也不客气,直呼其名,像我们当年在北大荒拉歌。喝了点黄酒的我,听了也有点激动。我当业余和专业演员多年,登过各种各样的舞台,也见过一两万观众的场面,但很少有在弄堂里演出的经历。
这时已经顾不得在什么地方了,只是面对一张张熟悉的脸,连说:“行!行!行!”李文华那时嗓子有小恙,但他一下站了起来,比我还主动:“说段《诗歌与爱情》吧,这是我们前不久到新疆体验生活,才写的新作品。”回应的自然是欢声笑语。除了掌声、叫声,还有大概是源自北大荒的粗犷跺脚声,急得曹焕荣大喊:“不要蹬!不要蹬!”“木头地板,再蹬,楼要塌了!”“《如此照相》!《如此照相》!”当时,我和李文华每次演出,不说这段是下不了台的,这场“堂会”中自然也少不了。
曹焕荣充当现场“报幕”,说了一个我至今都没有对外提及的细节:“一年前,也就是1978年夏天,我去姜昆家——中央广播事业局新盖十二层宿舍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他连说带比划,介绍了我当时正在创作的两个相声。一个是反映建筑工人生活的《爱的挫折》,一个就是《如此照相》。“我一听就说照相的题材,觉得太敏感,拿不准,有风险,建议放一放再说,还是先弄建筑工人找对象吧。谁知,暑假回上海,等我再回北京不久,《如此照相》就已在首都体育馆的共青团十大祝贺演出中一炮打响。要是听我的意见,用东北话说,黄花菜都凉了!”
“姜昆、李文华来说相声了!”演出消息传开后,石库门底楼的天井,踩上去“吱吱”作响的楼梯,灶披间上面的后阳台,包括二楼邻居的窗台,都是看的人、听的人。我们说,观众也说,没有演员和观众之分,整整热闹了三个小时。“专场”结束前,曹焕荣的母亲郑重介绍观众中的一位:“这是曹家堰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王凤英。”我和李文华连声说:“书记好!书记好!”事后才知道,这是老人家专程去请的“领导同志”。
刚演完,只听“姜昆!”一声大喊,兵团老战友、我们团装备股干事裴虎成带着妹夫及其朋友滑稽剧团的林锡彪赶到。他们因滑稽剧团这层关系知道我到上海,赶来“盛情邀请”了:“虽然小曹是你一个连队的战友,我可是咱们团部的‘上级领导’,明天中午,兵团老战友相聚,地点延安西路小弄堂!”嘿,又是一个“弄堂”。
第二天,依然热闹非凡,依然把睡觉的床拆掉才腾出空间,依然满是街坊邻居包括邻居家的客人,连上海电视台的记者都挤在门边、坐在地上,看我和李文华的“弄堂演出”。当然,依然是欢声笑语满堂……
前些年,我出国转道上海回京,在镇宁路一家面馆吃面,然后从华山路一直走到江苏路,张家宅还在,曹家堰那条弹硌路已扩成一条正规马路,那幢石库门已人去物非。我惆怅的,不是故地已变成一个高档住宅小区,而是当初为什么没留下一张“历史照片”呢!
(《解放日报》9.9 姜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