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需要什么样的“自由”

    记  者：为科学家减负、解绑，是科技界的“老生常谈”了。为什么科学家对这一话题如此敏感？

    王晓东（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因为“自由”对科学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科学家是人类大部队的“侦察兵”，走在人类认知的最前沿，去探索各种可能的道路。历史上，这些探路者绝大部分都“死”掉了——科学家在探索的过程中很少能取得真正的成功；甚至哪怕方向对了，也有可能多年看不到胜利的果实。

    因此，科学家最怕的是，在这条本就很艰难的探索之路上，再套上重重枷锁：只能走这条路，不能走那条路；只能带两天干粮，第三天饿了再来申请……戴上这么多镣铐，怎么能为人类大部队探索出前所未有的新方向？

    所谓颠覆性、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就是人们曾经认为对的事，你说它不对；认为行不通的路，你走成了。因此，大多重要的科学突破都要经历一个被忽视、被质疑的过程。如果科学家连自由都没有，又怎么能走得下去呢？

    记  者：您认为科学家要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样的？

    王晓东：科学家要的“自由”很简单。首先，他有权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不必事事征求别人的意见，特别是不必听取外行的意见；其次，他能获得必要的资源去做想做的事。

    人类中最有干劲、最有激情的“侦察兵”们，不应该为包里还剩几天的干粮犯愁。

    当然，总有人会问：如果他吃了干粮却不干活呢？如果他把干粮卖掉中饱私囊呢？这种事情的确存在，但我认为这仅仅是个体行为，而不会成为群体行为。因为科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荣誉活动，科学家是为了自己的荣誉、集体的荣誉，乃至全人类的荣誉而奋斗。他们致力于证明的，是人类究竟能达到多高的智慧、能做到多大的事情。

    因此，科学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荣誉系统，而不是唯利是图的系统。

    记  者：为何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争论不休？

    王晓东：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我们对科学活动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管理模式，还没有很好地厘清。

    我认为科学活动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探索性工作，去发现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另一种则是实现性工作，利用大家已经知道的原理转化出实用性的产品。简单来说，就是“科学”和“技术”的区分。

    科学和技术在我们的语境里常常是不分家的。但在管理上，它们应该有明显区分。对探索性研究，就像我刚才说的，应该给予资源和思想上的高度自由。但涉及技术研发，则必须有清晰的阶段性目标，有对阶段性成果的考核。如果没有的话，这个项目就不能继续推进。

    记  者：能否从您的自身经历出发，谈谈科学家创业需要克服哪些惯性思维。

    王晓东：创业和科研有很大不同。科学家发文章就像射箭一样，箭射到哪里，就在哪儿画一个靶子。而创业是要先有一个靶子，然后努力把箭射向靶心。二者难度是不一样的。而且，一旦箭已离弦，科学家自己能决定的事情就很少了。

    从科学家角度来讲，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摈弃对成果转化不切实际的期待，如何与企业家形成良性互动，都是很重要的课题。

    （《中国科学报》9.24 李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