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帆笔下的杨振宁

    2021年9月22日，是杨振宁先生99岁生日。商务印书馆特出版《晨曦集》增订版，增加了13篇文章，仍然是杨振宁、翁帆编著。相依相伴17个春秋，翁帆用她的笔，将这位鲜活、亲切、生动可感的百岁长者杨振宁先生送到了读者面前。

    杨振宁先生的“精”与“傻”

    翁帆写此文，纯粹有感而发。当时，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重新加入中国国籍，网上说怪话的人不少。某卫视专门做了三人谈，主要观点是肯定的，但也有意见认为杨振宁很“精”，意思是说美国给他好处时选择美国籍，而中国给他好处时就选择中国籍，这是一种利己主义的精明。

    对此，翁帆在文中举了四个小例子。前两个例子，一是说杨振宁于1971年夏到大陆探亲访问。回美国后在许多地方做有关新中国的演讲,介绍“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轰动。他的举动也让美国中情局多次找他“谈话”。二是说杨振宁对政治风险全不在意，于1970年代后期出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向美国社会介绍新中国,强调中美建交的必要性,遭到国民党的辱骂。

    增订版披露了杨振宁1971年的演讲全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杨振宁先生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印象》，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新中国的深厚感情。可以说，这次演讲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杨振宁的人生。此前，他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科学家；此后，他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不仅四处演讲，甚至参与领导留美学界的“保钓”运动。他的人格魅力和号召力迅速成为旅美华人的领袖级人物，他的思想和言论唤醒了整整一代旅美华人的爱国情感，改变了诸多美国人对新中国的印象。

    若以“精明”的标准要求，杨振宁这样投身爱国事业其实很“傻”，一来社会活动占用大量精力，耽误科学研究，二来在政治上受到敌对势力的仇视。以当时美国中情局对他的警告，他甚至可以感受到可能被暗杀的危险；而台当局对他又拉又打，给他的压力也很大。1957年他获得诺奖后，第二年台当局就授予他“中研院”院士，此后多次邀请他访台，均被他拒绝。后来，他因呼吁中美建交，竟被台当局诬之为“杨匪”。但杨振宁不改政治选择，他恐怕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究竟是“精”还是“傻”？

    另两个例子，是讲杨振宁在中国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上的态度。说他40年如一日，坚持了一个极不讨好的学术观点。

    1978年有领导向杨振宁征求关于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意见。翁帆说，杨先生明知领导同志在热切地等待他的支持，但他认为，当前百废待兴，大型加速器项目并不是当务之急。

    2016年多名外国诺奖得主建议中国建造超大型对撞机，国内科研机构也有附和之声，杨振宁于9月初在网上发表《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一文，还是从成本效益角度做出否定的选择，又引起许多同行不满。

    在此问题上的确有人怀疑杨振宁的动机，是一种利己的考虑。例如有人说，因为他和李政道有矛盾，凡是李政道支持的他都反对，还有人说，杨振宁害怕中国出现更多的高能物理学家，科研成就超过他本人。这些，都只能说是狭隘之论。这个问题，增订版收入的拙文《从杨振宁的几幅照片谈起》已经讲清楚了。杨振宁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丘成桐的一句话。

    在近几年有关超大对撞机的争论中，丘和杨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丘热情支持建造而杨极力反对。但是丘成桐说，超大对撞机所进行的“这些实验背后的基础理论都用到杨先生的学说；每一次突破后,我们对杨先生的学问更加佩服”。

    讲私心，哪个科学家不希望自己被人肯定和称赞？如果杨振宁考虑个人私利，那么他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项目上马。

    杨李之争

    杨振宁和李政道，曾经有过长达16年的亲密合作，并一起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分手的原因，也是曾带给他们诺奖荣誉的“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发现中，究竟谁的贡献更大，两人出现分歧。

    关于论文是谁执笔。李政道说，当时杨振宁犯腰痛病，于是他独立写作论文并在学校打印。但杨振宁回忆，他的确患了腰病，不过这篇文章是他躺在床上口述，由夫人杜致礼记录成文的。写成后征求李政道意见，李做了一点小修改退回，杨又请专业人员打字印刷。

    增订版补入了翁帆的《杨振宁的雪泥鸿爪》一文，平静地叙述一些照片的来历。文中有几张插图照片拍摄的是现存于香港中文大学档案馆的文稿（即当时原稿的复制件），内容则是杨振宁在普林斯顿时期最重要的两篇论文，一是关于“规范场”理论的，二是关于“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也就是获得诺奖的论文。两篇都是杨振宁交给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打字员打印的，上面有编号证明。而且两文中都有几个数学公式，当时的打字机打不出来，里面没有希腊字母。于是杨振宁亲手把公式写到纸面上。为此翁帆感叹地对杨先生说：“好呀，你留下‘雪泥鸿爪’了。”意思是说杨留下笔迹了。这笔迹成了杨李之争的证据。

    （《南方周末》9.25 李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