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华政治与文化传统回归

    1939年，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这对理解中华民族的民族关系有何启示？以下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的解答。

    中华民族是一个

    记者：在您看来，应如何理解80多年前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时空背景？

    马戎：1939年，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发表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文章明确提出，以现代政治观念来看，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人们常说的“五大民族”等都不宜称作“民族”。而且，把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和阴谋。

    当时日本已建立“伪满洲国”，鼓动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甚至把马步芳的叔叔马麟请到北平，策划在甘青宁地区成立“西北回回国”。在此严峻形势下，顾先生的担忧绝非毫无根据。他此前访问了察哈尔的德王，试图劝说德王放弃“蒙古自治”，随后在西北亲眼目睹当地回汉对立仇杀带来的族群裂痕。所以，他首先是从国家分裂的巨大现实风险和各族民众相互伤害的亲身感受中认识到：不能不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把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这套话语已被帝国主义者利用来推动“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以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一些头脑糊涂、盲目接受西方概念的国内学者随声附和，这更让顾先生忧心忡忡。这是他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中国不同于其他多种族、多民族国家

    记者：与美国、印度等其他由多民族、多种族构成的国家相比，您认为中国各民族生存发展和彼此交往的历史有何不同？这使中国的民族关系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马戎：世界上的多种族、多族群国家，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欧洲国家，欧洲在17世纪后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标志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为政治实体单元的世界新秩序。这些“民族国家”内部，不同程度生活着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只是在“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过程中，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和深化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第二类是在过去欧洲国家殖民地上先后出现的、白人殖民者为人口主体建立的新国家（美、加、澳、新），这些国家的白人移民来自不同欧洲国家，本地土著族群和其他非白人移民使这些国家成为多种族多族群的政治实体。

    第三类是二战后由殖民地独立运动促成的、在原亚非拉殖民地领土上出现的一大批新国家（印度、印尼、缅甸等）。这些国家在殖民地时期就已形成多族群人口结构。这三类国家的形成历史各不相同，在认同模式上各有特点。

    中国不同于以上三类。至少自秦汉以来，中国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区域，已形成一个边界时常变动、中央政权主导群体时有更替的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有一个“大一统”的宇宙观，有一个以“中华文化”（华夏文明）为核心的文明体系，有一个“和而不同”“有教无类”的群体交往秩序。虽然出现多次朝代更替，中原皇族的族源发生过变化，但在各类社会变动和冲击后始终保持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发展态势。这一文化体系核心思想的主脉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和其他思想流派（诸子百家），是在各学派相互辩论与竞争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具有独特宇宙观和社会伦理规范的思想体系。

    与世界上许多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体系相比，中华文明体系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就是其世俗性。这与以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为意识形态基础完全不同。金耀基先生认为中国不同于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以文化，而非以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白鲁恂（LucianPye）则把中国称为“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体系”。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多族群现象”与上述三类国家内部的“多族群现象”在根源上即存在明显不同之处。产生于欧洲的“民族”（nation）概念和民族主义是某种具有“零和结构”和强烈排他性的群体认同意识形态，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话语中的“nation”（“民族”）概念，也不可能滋生出西方式“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体系。

    在中国社会出现有关“民族”（nation）概念和“民族主义”的讨论，主要是因为在近代受到西方知识体系和话语概念的影响。今天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方向，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中华政治与文化传统的某种回归。这个传统维系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实体的延续和发展，这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罕见。

    （中国新闻社 2021.8.16 李晗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