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手段是减税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的主要困难是结构失衡，而传统财政政策却无法化解结构问题，迫不得已，中国政府才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回头看，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有三大特征：立足于供给管理；主要手段是减税；重点是结构性减税。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立足于供给管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更清晰，即从供给侧重点解决结构性矛盾。

    为何说“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手段是减税？理论上，从供给侧解决结构性矛盾，政府有两个选择：一是通过发行国债（赤字预算）补短板；二是减税，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调结构。

    从经济学角度讲，发债可增加政府投资；减税可增加企业投资。根据“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政府今天的债等于企业明天的税。言下之意，是说发债会挤占企业投资。这样就引出一个问题：政府应该发债还是应该减税？我的观点，应该减税。理由简单，因为企业对市场信号比政府更敏感。若由市场主导调结构，扩政府投资显然不如扩企业投资，而要扩企业投资，就得减税。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政府安排预算赤字，仅比2018年提高0.2%，而减税降费近2万亿；2020年为2.5万亿；2021年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不仅提高了小微企业增值税起征点，而且规定应税所得额不足100万的部分，在现有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这些举措，不正好佐证“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手段是减税么？

    再看第三个特征。我刚才说，“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减税，但却又不同于供给学派的减税。供给学派主张的是全面减税，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结构性减税。我曾分析过，全面减税不仅不能解决结构矛盾，而且最佳税率也难以确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务院就提出实施“结构性减税”。2019年以来，我国结构性减税特征进一步凸现：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6%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0%降至9%；生活性服务业保持6%的税率不变。对同一行业，减税是普惠性的；而对不同行业来说，减税却是结构性的。

    （《学习时报》9.15 王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