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世界卫生组织的积极老龄化视角,还是中国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现实需求出发,充分发挥老龄群体的社会生产力潜能都是十分必要的。
消费生产力——老年人社会消费需求“量质提升”的正面效应
从生命周期来看,老年时期的消费水平在整个人生中也是较高的。如果以人均消费水平来衡量,老年人口人均消费水平实际上高于劳动人口和少儿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在国际上许多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其资本及财富往往向老年人口集聚,而同期的年轻群体反而属于相对“贫困”的群体。这表明在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结构中,老龄群体拥有的物质财富所占的比重更大,老龄群体具有巨大消费潜能。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产业的整体规模将较现在数据增长15倍,达到10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3%,届时中国也将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老龄产业国家。
老龄群体消费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生产力,产生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推拉效应”:一方面从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的角度拉动了社会整体消费能力;另一方面以消费层次变化为依据推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家庭功能生产力——老年人承担代际责任对年轻人生产力提升的推动效应
老龄群体在家务活动中所产出的经济价值在传统的经济统计中没有得到体现,而这正是中国老年人最特殊的社会参与行为。中国老年人的隔代抚育活动首先可以实现抚育负担的转移,相较于由年轻父母自己抚育或者聘请保姆而言,由长辈的老年人直接对孙辈进行抚育能够极大地减轻年轻人的心理负担,有利于释放年轻人的劳动生产力,同时也有效减少了成年子女用于聘请家政人员的费用支出,有利于成年子女的储蓄与消费水平的提升。此外,有很多现实事例表明,许多老年父母也承担了来自成年子女的部分或全部债务,比如为保障子女的基本生活条件,老年父母会为子女购置房屋、交通工具乃至家庭设备或者代为偿还债务。最后,老年父母的健在也是维系家庭功能、实现子女与家乡联结的重要纽带,能够满足成年子女在精神上的寄托和需求。综上,老龄群体家庭功能的发挥,特别是以隔代抚育等活动为代表的家务工作有利于充分激发社会生产力潜能,从而对国民经济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劳动生产力——老年人力资本积累和“退而不休”所产生的直接生产效应
从获取人口红利的角度看,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以年龄为界限,将人口分为就业与非就业的划分方法是存在问题的,因为这无形中造成老年人是社会发展的“包袱”或“负担”的偏见,强化了就业领域对老年人的排挤,使老年人被动地成了“被养者”。而事实上,老龄群体未必不参与经济活动,也未必是单纯的消费者而不是劳动者。
从现实情况看,当今科学技术的表现形式、利用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模式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就业形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往传统的正规就业形式正在转向非全职、非全时、非典型的弹性就业方式,这一方面对劳动者体能的要求下降了,许多原来老年人无法胜任的体力型工作转变为“适老型”工作;另一方面对知识和技术等有了新的要求,最明显的就是信息技术正在不断突破传统的企业或产业边界,而老龄群体并没有出现对新技术的排斥现象,这就为老龄群体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弹性就业提供了机遇。
(《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5期 边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