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家里的政治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市委召开的“双月理论座谈会”上百家争鸣，学界翘楚们就上海热点问题畅所欲言，复旦大学的王邦佐作为政治学界的代表参加。长期教研和行政“双肩挑”，使王邦佐敢于对社会和政治现象发声，但又平衡有度，他是政治学家，也可以做政治家，这在学界是少数。8月24日，87岁的王邦佐在上海病逝。

    “土八路”与“洋八路”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国各高校均取消了政治学专业。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此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率先重建政治学专业，各地高校纷纷跟进。

    王邦佐和孙关宏是多年的搭档，1980年政治学教研室成立后，王邦佐担任教研室主任，孙关宏担任副主任。他们参考哈佛大学的课程表做课程设计，并四处招兵买马。1981年秋，复旦大学正式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复旦64级国际政治系毕业生浦兴祖被安排担任了该班的辅导员兼班主任。1983年冬，政治学教研室举行会议，总结办学两年来的情况。浦兴祖建议，增设中国当代政治方面的课程。讨论结果是，先开“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课，条件成熟后再开“当代中国政治”或“当代中国政治史”。

    王邦佐说“谁提出的谁来开”，要求浦兴祖准备半年，第二年秋季就开课。这门课程在国内尚无先例，浦兴祖觉得白手起家太难，王邦佐设想，在政治学学科建设中，他和孙关宏、浦兴祖应侧重于中国本土问题，当“土八路”；刚毕业和以后留学回国的新教师则侧重于研究外国问题，是“洋八路”，以此形成复旦政治学的总体布局。

    此后，浦兴祖以这门课程的讲义为基础主编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该书于1990年2月出版，成为中国高校广泛采用的政治学权威教材之一。王邦佐为书作序，称之为本领域研究的“零的突破”。浦兴祖也成为中国著名政治制度学者。

    有政治家视野的学者

    80年代，政治学界不同思想流派交锋激烈，尤其是新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经常论战，但王邦佐从不参与，也不挺任何一方，更不会给自己贴标签。

    王邦佐的学生陈明明回忆，王邦佐不主张在大的问题上咄咄逼人，也不主张以己之长来度人之短，认为实实在在改善不足、学习他人长处才是走向复兴之路应取的态度。他批评激进言论，说“大炮”式的放言脱离实际，从“原则”（价值）出发而不是从国情出发，看上去卓尔不群很“清流”，却于国事无补。曾有一部著作名噪一时，受到各方力捧，王邦佐却在一个小型研讨会上说，拿自己的优点去和别人的缺点作比较，方法上是站不住的。这是王邦佐讲话最尖锐的一次。

    任晓现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他说，因为王邦佐等老一辈的影响，复旦政治学专业师生普遍有独立见解，但不激进，不越线，讲求建设性。

    最后的日子

    2013年底以后，政治学界对于“中国式民主”发生了概念上的分歧，王邦佐说：“对中国式民主不能用概念来评价，而要用实践来评价，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来看它是否给人民带来福祉。”

    2016年，他提出政治学研究亟须关注四个问题：制度完善与体制进步、实现反腐常态化、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之治”、善于从政治角度看待经济。这一年，他住进了华东医院。疫情之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在病房自言自语，从头到尾完整地讲完一节课。

    2021年7月，桑玉成和几位老同学相约教师节去看望王邦佐，并带去他与王邦佐共同主编的《亮相、启蒙、播种——复旦政治学讲习班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这是王邦佐生命的最后阶段一直惦记的。

    8月2日，桑玉成收到消息，王邦佐病情持续恶化。第二天，他赶到复旦出版社与编辑商量，无论如何以最快的速度赶出两本样书。8月5日上午，样书被送到王邦佐床头。桑玉成听说，王邦佐多日来只有在这时睁开过眼睛。

    8月24日，王邦佐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去世前立下遗嘱：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含告别仪式），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谢绝到家探访，谢绝家乡亲友来沪慰问，遗体、器官捐献。

    晚年，他每次出差前都要写一份遗嘱放在桌上，回来时再销毁。学生们觉得，最后这份遗嘱里他为夫人考虑得很多。他的夫人方幼封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素爱清静，他不希望有人去打扰她。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34期 宋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