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教历史的23年

    1988年，赵冬梅从河北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博士，在北大历史系读书十年后，1998年毕业留校任教，在北大历史系教书23年。

    赵冬梅的研究方向按断代区分是宋史，但她更愿意将自己的研究看作制度史。赵冬梅对制度最初的敏感来源于户籍：赵冬梅1971年出生于河北唐山，1976年唐山大地震，母亲牵一个、抱一个，带着赵冬梅姐妹俩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去投奔当兵的父亲。那年她该上小学了，可是没有户口，无法入学。班主任好心收留了她，附加条件是“学不好就不要了”——赵冬梅此后一直成绩优异，这句话是第一推动力。

    高中毕业，赵冬梅如愿进入名家辈出的北大历史系念书。但这位“学霸”发现，学历史和想象中完全不同。“我的历史梦是依托在一个庸俗的梦里面——我想写历史小说。”赵冬梅说，自己这一代人都怀有文学梦，她从小就读许多历史小说，尤其喜欢高阳、金庸，甚至对半文言的明清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都如数家珍。“如果我的文学梦特别坚定的话，可能在历史系会碰得鼻青脸肿吧。”赵冬梅笑说，幸亏自己是个好学生，也是个听话温和的人，慢慢适应了，也逐渐明白了什么是历史学。

    大学历史的学习方法也不同。“刚进北大时，我的成绩不太理想，因为高中历史学习更多靠记忆力，但大学不一样。”祝总斌先生的代表作《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给了赵冬梅关于“历史学是什么”的思考。祝先生通过观察宰相制度的发展变化，写出了数千年来中国古代皇帝和宰相是如何相互合作进行统治的。赵冬梅看来，冲突对立的历史观影响很大，我们在观察一对关系的时候，往往容易看到对立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相互依存、利益与共的一面。祝先生提供了一种更加温和理性也更符合真实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掉转，对我来说，比具体知识更重要”。

    赵冬梅第一次听到这些观点，是在北大“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课堂上，她“当时一下被打蒙了”，因为“这跟我们以前学的都不一样啊”！但她仔细一想，或许这才是事情应该有的真实面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死磕史料，挖掘细节，才能见得真实。这是祝先生教我的历史学解题思路。”赵冬梅在新作《法度与人心》中这样写道。

    赵冬梅有时是位“非典型”的历史学者——一本书写七八年，一篇论文在电脑里放两三年。“可以自豪地说，我到今天为止，没有写过不合自己心意的文字”。什么是好的历史作品？赵冬梅同意另一位历史学者杨奎松的观点：一要有充分的史料支撑和出处清晰的引证，二是对历史的复杂性及各个方面要有充分的同情与理解，三是要能够给今人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赵冬梅说：“我始终相信，一本好书，应该启发而不是终结思考”，因为“肯读历史的人，肯把时间交给历史阅读的人，一定是极有思考力和聪明的人，他会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如今，赵冬梅不仅在北大校内给系内外的学生讲中国古代史相关课程，更在百家讲坛、“冬梅讲国史”等节目收获了更广泛的读者。对于面向大众讲课，在赵冬梅看来，“比给北大学生讲课难得多”，因为“大众的问题是最难回答的”。她看来，这既要守住历史学者的底线和专业水平，给公众真正靠谱的知识，又要用大众听得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传播知识。

    赵冬梅的许多观点与大众对历史的认知不同，对于网络上的言论攻击，她仔细地解释：“我不需要你完全接受我的观点，但是我这么掰开揉碎地去论证一件事，你要是反驳，起码要看我看过的材料，指出其中有没有用错，还要再找新材料论证你的观点，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而不是立刻就骂。”

    （《北京晚报》9.10 陈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