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传播与认知不能忽视直接体验

    从历史角度考察，人类知识传播的主导方式大致经历了“直接—间接—超链接”三种形式的演变。上古时期，学人雅喜问答切磋，或招徒讲学，或交相论辩，交流方式直接，知识传承明白。东方的稷下学宫和西方的雅典学园均为典型例子。中古以降，随着社会知识诉求的增长与技术的进步，知识更多地以复制的方式间接进入传播链。不同于以往的口传或手抄，公元7世纪左右印刷技术的发明使知识的获取变得更为方便快捷，读书逐渐成为士人学子获得知识的优先选择。至20世纪中期以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并日趋成熟，再次为知识传播打开了新天地。随后，信息技术尤其是数字化技术飞跃发展，使知识增加了电子文本、音像、图表、短视频等多样化的新载体。

    与知识传播方式的演变相应，人类认知方式也大致经历了“自然媒介—自我媒介—技术媒介”的阶段变化，同样表现出由直接感知到间接体验的发展趋势。古人相信自然与人类之间存在深层关联，主张通过观察自然来认识世界与人本身。随着社会实践的增加与自我认知的深化，人类开始将自身媒介化，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新的认知体系。19世纪自然科学取得重大进展后，人类认知方式又先后经历了实验调查与数字读屏两次大的转向，认识媒介也由仪器设备转向技术智能终端。而正是在这最近一次的转向中，认知领域对智能手机、互联网等技术设备的依赖成为了事实，对事物的直接体验日益让渡于形形色色的视图感知。

    当代知识传播与认知方式的上述变化，使人类对间接认知方式的依赖达到了历史顶点，却忽略了间接体验带来的认知折扣甚至以讹传讹的危险——这在科学传播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量子力学炒作、“高仿真机器人跳舞”视频讹传等现象说明，不少民众对一些披着科技外衣的“知识”或“咨讯”常常无条件信任，其原因往往与缺乏科学的直接体验相关。

    哲学史的事实表明，从老子释“道”、柏拉图阐发“理念”开始，任何成熟的思想体系或知识系统都离不开纯粹思辨与实践体验的结合，科学思想也不例外。直接的实践体验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纯粹思辨与间接知识的认识，也能通过验证、反思而使之更趋完善。当代人热衷的数字化体验并非不可取，但只有与直接体验相结合，才能形成完整的科学认知。

    （《社会科学报》9.9 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