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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儿子去云南昆明宜良县丑小鸭中学前，河南信阳的王爱月被儿子厌学问题困扰。读初中后，儿子先是不想写作业，后来借口不去学校，休学在家后，他整夜玩手机。“天天在家里躺着，我看着都着急。”2019年春天，王爱月把儿子送到了丑小鸭中学。
两年多后，陈艳也把女儿送来了。女儿在杭州一家重点中学读初一，今年上半年，她的成绩从班级前10名下降到30多名，5月末，女儿跟她说，“宁可生一场大病也不要学习”，还说从学校走廊看下去“白茫茫一片”，怕自己忍不住跳下去。
“我当时就有点慌。”陈艳说，那之后，女儿没再去过学校。她带女儿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有“学习压力”和“交朋友压力”。
今年暑假，有近50名学生报了这所学校的夏令营。除了这些夏令营的学生，学校还有近60名存在网瘾、厌学、自杀倾向等各类问题的学生。学校称，自2010年建校来，这里接收过2000多名所谓的“问题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多数是被父母“骗”来昆明旅游、串亲戚，一下飞机，就被送到这里。
把孩子送来前，多数家长并不了解这所学校，也不知道孩子是否能在这里有所改变。一位家长说，选择这里是因为校长詹大年在网上更有名气，她觉得学校名气大了，不敢对学生乱来，因为“试错成本更大”。“当时我很悲观，就想至少把孩子送去后，他能按点起来，按点睡觉。”
创办这所学校前，詹大年有20多年任校长的经历。1987年，23岁的詹大年到湖南桃江县一所乡镇小学任校长，将学校发展成为一所九年制学校。当时，当地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想方设法招优生，劝退差生。
“教育怎么能明目张胆地淘汰人呢？”詹大年不认同这种“择优”方式，但如果不让差生走，老师成绩上不去，他感到左右为难。2000年，他从学校离职，希望办一所“不赶差生”的学校。
2011年，詹大年在云南宜良古城镇山坡上找到一处废弃校址，创办丑小鸭中学。为了招学生，詹大年四处投广告，招生广告写道，“帮助一切网瘾、早恋、厌学、叛逆、迷茫的孩子，找回聪明可爱的自我。”最终，学校只招来8名学生，其中，7名学生是熟人出于信任送来的。
后来，詹大年没再为招生发愁过，学生人数最多时有100多名。詹大年发现，这些年来“问题学生”有增无减，人们对于“问题学生”的关注与困惑更多了。
詹大年说，起初，他觉得是“孩子有问题”，但接触的学生越多，发现是“孩子遇到问题，自身没有解决问题的力量，又得不到有效支持”。
在丑小鸭中学，几乎每个孩子背后都有着沉痛的故事。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孩说，她痛恨自己重男轻女的家庭，父母处处向着弟弟。她患上抑郁症，割手腕，不敢去学校。为了发泄，她捅死了小区的一只流浪猫。后来，她被父母送去一家封闭式医院治疗，“一发病就绑你”，待了一个多月，被父母送来这里。
2014年，丑小鸭中学随机调查了100个“问题孩子”，发现74个孩子来自离异家庭、再婚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等，有的孩子几年才跟爸爸妈妈见上一面，有的与一个爸爸、两个“妈妈”生活在一起，他们要在“夹缝”里求生存。
在詹大年看来，丑小鸭中学的很多家庭丧失了家庭的功能。“这些孩子从小没有得到应有的呵护，他们只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可以自由、任性、报仇。”
为了帮助学生融入集体，新生到校后，学校会安排老生陪新生聊天，安抚他们的情绪，并带他们吃饭、整理内务。学校经常举办集体活动，比如游泳、远足等。
李康向记者提到在这种集体氛围下的心态改变：刚到学校总想着逃走，眼看出不去，就想着“找到机会再出去”，再到后来，他被“强制拉入集体中去”。有一次，学校组织踏青，他被强行拉去，看着大家玩、笑，他也被传染，觉得“开开玩笑也挺好”。
一名毕业7年的学生觉得，这个学校至少能容纳自己。在校3年，他跑过几次，有一次跑回家后，离家出走长达半年，没吃没喝，求助詹大年，又回到丑小鸭中学，直到初中毕业。他的朋友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打架被人搞死，还有的消失在缅北边境，下落不明。他后来入读一所普高，考上大专，毕业后进入一家电子产品公司工作。
近些年，接收“问题学生”的机构、学校屡屡被曝存在殴打学生的行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矫正学校乱象背后是家长“病急乱投医”的苦衷。解决根本问题，要让“所有的学校都关注每一个孩子，这个理念不重构，10年之后问题会更加严重。”他强调，要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倾向，“这种模式之下一定是培养考生不培养人的。不培养人老师怎么会关注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9.8 尹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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