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民族性表达需科学合理界分

    作为国民权利的堡垒，生活的百科全书，国家治理的重器，民法典的民族性不仅是一种立法表达，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制度建构。一定程度上，民法典民族性表达就等于坚守中国立场。

    民法典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不仅决定了民法典的立法效用，还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这不仅是一种历史选择，更是一种文化选择。

    在强调民法典民族性的同时，必须对民族性表达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分。当前最需留意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民族性≠“劣根性”。作为中性词使用的“民族性”既包含具有正向价值引领力的观念、习俗，比如亲缘团体之间的互助互惠伦理和高尚道义，也包含民族劣根性中的种种不堪。对民法典的民族性解读必须经过价值过滤、制度提纯，不宜良莠不分，照单全收。

    第二，民族性≠复古主义。百年前，中西文化剧烈交锋碰撞，在全盘西化的时代迫力挤压下，出现了康梁的应激性改革，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复古主义。

    民族性与现代性，并非“酒”与“瓶”的象征隐喻，而是“体”与“用”的理性抉择。民族性绝不意味着唯我独尊，盲目自信，高度封闭。对于民族性问题，既不能奉若神明，也不能弃如敝履，而应当坚持不崇古、不泥古、不疑古，以理性精神、科学态度综合考量，斟酌其宜。

    第三，民族性≠民粹主义。民法典的民族性表达必须坚守理性精神、制度文明、法治思维三大前提，一方面要防范民法典沦为道德的歇斯底里狂欢，比如滥用善良风俗原则，以道德消减法律，看似民望所归，民意所求，实则背离了民法典的基本价值立场；另一方面更需防范民法典的民族性被冠以“民意”之名沦为资本集团或网络顶流满足私欲、谋求暴利、危害社会的工具和手段。

    换言之，一旦民族性脱离了民法典的价值观照和制度涵摄，就可能沦为长戟，或被道德绑架，或反向绑架道德，最终刺破法治文明的天幕。

    （《深圳特区报》8.31 刘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