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枚肝脏、4枚肾脏、2对眼角膜从一对夫妇的遗体中取出。特殊的告别后,原本属于两个人的器官,被运送到250公里外,那里有10个人在等待新生。
这是一对矿工夫妻,因车祸抢救无效离世后,女儿为他们做了这个并不容易的决定。“希望父母来不及做的事情,会有别人替他们完成。至少那两对眼角膜,能带他们看到更多风景。”
这对勤劳、热心甚至普通的安徽夫妻,成为国内夫妻同时捐献器官的首例。年轻的外卖员和建筑师得到了他们的眼角膜,45岁的货车司机与病魔抗争了两年后,等来了一颗健康的肾脏。
根据捐献的“双盲原则”,他们不会知道夫妻俩的名字,感谢也无从说起。
夫妇意外遭遇车祸
那是一个平静的上午。刘志强到楼下跑步,人到中年,体形微胖,他每天都下楼跑两圈。早晨微风清凉,路边的花儿开得正艳,他停下来,拍了张照片发给女儿们。
妻子卢丽还在厨房里忙活。烙饼、煮粥、榨豆浆,她要在女儿们醒来前准备好一切。女儿们去上班后,刘志强也准备去矿上工作,卢丽想去买点东西,二人便一起出了门。电动车从熟悉的绿道穿过。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货车突然闯了出来。
发生意外的时候,二女儿刘梦佳在上班。6月3日上午11点左右,“妈妈”来电,她以为又要念叨让她好好吃饭。一个多小时前,卢丽刚把饭送到女儿公司,还发了条微信语音,“菜如果凉了,你再加热一下。”
但电话那头传来的是陌生声音。“你爸妈出车祸了,快来!”刘梦佳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浑身打颤,立马赶去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刘志强和卢丽躺在相邻的病床上,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每天只有10分钟探视时间。在那10分钟里,刘梦佳会帮父母捏捏腿,擦擦脸,握握手,说说话。
父母昏迷的十几天里,她每天都跑去问医生救治情况,又一次次失望而归。医生有时候被问烦了,“还是昨天那样。”家人不肯放弃,联系外地的医生会诊,结论是相同的:脑部严重损伤,无法自主呼吸,没有继续治疗的意义。
又过了一周,情况没有丝毫好转,甚至变得更糟。刘志强夫妇处于不可逆的深度昏迷状态,医生希望家属可以接受病人无法再醒来的事实,同时提出了另一种“活着”的可能——器官捐献。
刘梦佳犹豫了很久,她试想,“如果他们知道,或许也会支持这个决定。”
父母有副好心肠。路上遇到骑三轮车上坡的老人,总忍不住上前推一把;矿上处了几十年的老同事,有需要都会来找刘志强搭把手;邻居们会和卢丽笑着打招呼,她们喜欢约在一起跳广场舞,卢丽身材高挑,留着长卷发,跳起舞来仿佛会发光。
两个和十个
父母宠爱的小女儿首先反对。车祸发生前两天,父母刚给她过了生日。卢丽举着手机,记录下女儿吹蜡烛的瞬间。那天买的荔枝还没吃完,冻在冰箱里。刘梦佳懂得妹妹的不舍,意外来得太快,留下的遗憾太多。
干了几十年矿工的刘志强就快退休了,但一家人计划的“家庭旅游”还没能成行;父亲节快到了,姐妹三人还在商量给爸爸买哪个款式的衣服;刘梦佳期待着,不远的未来,父亲会牵着她的手走进婚礼的教堂……
“之前没有做的事情,让别人来替他们完成吧。”刘梦佳终究还是说服了家人,“至少那两对眼角膜,能带他们看到更多的风景。”
6月15日上午,刘梦佳和家人一起签下器官捐献确认书。在宿州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刘志强和卢丽的呼吸机被撤下,被宣告脑死亡。他们的身体被蓝色的布盖住,医生、护士和器官协调员围在四周,低着头,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向伟大的器官捐献者默哀”。
因为车祸去世的捐献者,医院的器官协调员李春伟见过很多,“但夫妻俩同时捐献器官的,这是国内首例。”
两个小时后,器官获取手术完成。2枚肝脏、4枚肾脏、2对眼角膜相继被取出,装入特定的储存仪器,从宿州紧急送往合肥市。在那里,器官移植团队、手术室、麻醉科、输血科的专家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这些器官很快就进入了10位患者体内。
失而复得的眼睛
在刘志强夫妇逝世的那个雨天,梁嘉欣躺在合肥普瑞眼科医院里,她等待的眼角膜正从250公里外赶来。
一周前,这位35岁的公务员因为细菌感染导致眼角膜穿孔,可能会永久失明,甚至伤及大脑神经。她还没习惯这种被打破的平衡。疼痛感从眼眶蔓延到脸部和头部,左眼的世界从“一层雾”慢慢变成“一张纸”,眼睛会不自觉地淌泪,走路时不小心就踩空。
眼科医生屈志国提议她更换眼角膜,但得到这个器官需要难得的运气。没有合适的眼角膜,医生也束手无策。屈志国从2008年开始负责医院的眼角膜捐献工作,他办公室的柜子里装满了自愿捐献的表格。可喜的是,捐献数据已经从最初的每年2例,上升到现在的每年上百例,但等待眼角膜的人仍远超于此。
梁嘉欣是幸运的,毕竟另一个接受眼角膜捐献的患者已经等了5年。这是个将近一米八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在建筑行业工作,他需要把眼睛凑到仪器前,测出建筑的精确方位。5年前,孙思城的眼角膜出了问题,医生建议做移植手术,先登记信息然后等待。到今年6月,他连5米外的东西都看不清了。
躺在手术床上时,孙思城一阵阵冒汗,手也紧张到发麻,盯着头上的无影灯一动不动。他讲述这段经历时有些不好意思,这是他第一次做手术,隔壁病床的阿姨“嘲笑”他:“这么个大小伙子,怕啥呢?”
手术很成功,康复后的孙思城有时会想,给自己捐献眼角膜的人是谁,是男是女,多大年纪。一天,他看到一对去世夫妇捐献器官的新闻,那个时间和自己的手术时间差不多,他猜想,自己的“恩人”或许就是他们。
梁嘉欣摘下纱布后,眼睛里的雾气散去。儿子好奇地盯着她的左眼,想看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妈妈,人家为什么要把眼睛给你啊?”
该怎么向一个6岁的孩子解释捐献的含义呢?“他们去世了,但想帮助更多的人。”儿子又问:“那就是死了吗?”“对,他们的眼睛在妈妈身上活着。”
“万分之一”
肾脏移植的过程远比眼角膜要艰难。刘大勇和他的肾脏已经艰难支撑了两年时间。刘志强夫妻捐献的肾脏送到了安医大一附院,在此就医的刘大勇成为被选中的4名受捐者之一。
他开了十几年货车,跑遍全国各地,一天24小时基本都在车上,饿了就去服务区吃泡面。他说新疆和东北的风景很美,但开车太累。
两年前,刘大勇被诊断为尿毒症晚期。起初的几次头痛,他以为是累了,没在意。一个月后,他突然发现眼睛充血,看东西有点模糊。刘大勇吓蒙了,眼睛可是司机的命,他担心工作不保,丢掉养活一家老小的手艺。
确诊后,刘大勇从138斤瘦到104斤,脸色蜡黄,黑斑爬满身体。车是彻底开不了了。刘大勇托人卖了那辆货车,家里女儿在上大学,儿子正读高中,吃穿用度都要花钱。妻子在老家寿县开了一个消夜摊,卖当地有名的淮南牛肉汤。夫妻俩常常从傍晚忙到凌晨。
等待是漫长的。肾脏和肝脏的移植过程复杂,器官资源极度稀缺。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仍有47382人在等待肾脏移植。捐献的器官需要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被选中的患者还需要配型成功。
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2015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捐献器官数量与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间存在巨大差距。
好消息在不经意间降临。6月15日晚,消夜摊刚开市不久。锅铲翻飞间,电话铃声响起,一看是医生打来的电话,刘大勇妻子“高兴死了”。
第二天,天微微亮,弟弟就开车把他们送到合肥。医院大厅,十几个跟刘大勇一样的患者在排队等着抽血配型,最终会有4人接受刘志强夫妇的捐赠。
从47382人到最后的4人,刘大勇幸运地成为那“万分之一”。
“我想喝水。”这是刘大勇手术后醒来的第一句话。对于一个尿毒症患者来说,水是极奢侈的,有时候渴得不行了,也只能喝一小口润润嗓子。护士端来一杯水,刘大勇用吸管吸了两口,“那是重生的感觉。”他说。
(《新京报》8.31 吴采倩 汪媛 张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