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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最大特点是自下而上，杜润生是抓农业生产关系调整的主导者。但改革措施再好，也得有人落在实处，生产力问题就是何康领导的农业部在抓。正是在他任上，中国第一次实现了粮食总量供大于求，他因此被授予国际农业领域的最高荣誉“世界粮食奖”。
何康曾在题为《伴随我国农业发展70年》的一篇自序中写道：“我衷心拥护对外开放的国策，中国人吃自我封闭的亏太大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在科学面前，我们应该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正因为此，80年代他所领导的农业部被戏称为“农业外交部”，他则有“农业外交部长”之美称。
农业大使
1978年1月，何康从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任上调农林部任副部长，分管科教和外事工作。这年7月，他作为副团长兼秘书长参加了一个26人组成的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美国。通过这次考察，何康对美国农业的高生产率和当代农业的现代化格局有了具体了解，也认识到中国农业的差距。回国后，他受代表团委托作主要发言，向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人作了汇报，结合国内实际，系统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观点。
1979年2月，国务院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先后由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和万里兼任，副主任有五位，其中排名第三的杜润生和“位列末席”的何康最受万里倚重。
1979年，何康再次出访美国，与美国农业部建立了双边农业科技合作工作组机制，还与世界银行洽谈了中国农业科教贷款项目协议，包括引进先进仪器设备，培训中高级科技人员等。1982年5月，国家农委撤销，成立农牧渔业部。何康担任副部长，在部长林乎加领导下继续分管科教和外事。由于外语流利又有外交风度，擅长应对不同场合，何康经常被外交部“征用”。
早在1956年中国派出以农垦部副部长姜齐贤为团长的农业考察团赴印度访问时，他就是副团长。80年代，国外领导人来访时，他曾担任中方陪同团团长。“两伊战争”期间外交部官员访问伊朗太过敏感，何康曾于1984年10月代为出访。1987年十三大前夕，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经过一年的申请与准备，派遣了150人的报道团队来到中国，展开题为“变化中的中国”的特别报道。9月30日下午，何康全英文接受了NBC知名主持人汤姆·布鲁考访谈，通过卫星天线向全球直播。
代表八亿农民领奖
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国家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粮食产量飞速上升，粮食总量首次供大于求，甚至出现了“卖粮难”。在这种背景下，1985年实行了“倒三七”的价格政策，即三成按统购价，七成按超购价，同时取消生产资料补贴。结果，这一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6000万亩，总产量减少282亿公斤。
对于粮食减产原因，中央和社会各界的判断出现了不一致。中央农研室支持的权威说法是：第一自然灾害不可避免，第二调整产业结构是必要的，第三部分地方领导忽视了粮食生产。
为此，农牧渔业部任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专门赴安徽等地调查。一些农民反映，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大幅度降低粮食收购价格的政策所致，说中央是“口号农业”，地方是“口头农业”，农民是“口粮农业”。郭书田回京汇报后，何康等农业部领导很重视，并向中央农研室和国务院领导反映了调查情况。
1989年国庆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要发表讲话。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起草讲话稿时打电话给何康，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争议，是否可以回避定语“家庭”，含蓄处理为“联产承包责任制”。何康表态向来很讲分寸，因此回答说：最好写上。
讲话正式发表时用的是“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没提“家庭”二字，引起一些农民的不安。情况层层反映上去后，安徽省委办公厅转达了国家领导人的答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会改变。
郭书田说，农业部上下都知道何康明确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有一些人觉得他在讲话稿问题上的表态过于含蓄，但实际上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在这场争论的紧要关头，一些人认为粮食徘徊是方向道路问题，提出要批判包干到户，对此他明确持反对意见。
1989年11月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对这场争论作出了结论，认为粮食几年的徘徊是由于对1984年的粮食丰收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以致于采取了不适当政策造成的，号召全党动员起来，集中力量办好农业。
不久后，一些领导人提出“费改税”，将农业税率由3%提高到10%，即“什一税”，并由财政部提出了具体方案。对此，农业部党组扩大会一致认为农民负担已经很重，此举不符合五中全会精神，何康根据会上决定签署了给国务院的报告，并在国务院相关会议上力争。最后，新方案没有出台。
1993年，世界粮食基金会向何康颁发了第七届“世界粮食奖”。何康在领奖时说：“我是代表八亿农民领奖的。”他把20万美元奖金全部捐献给了中华农业教育科技基金会。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29期 宋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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