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师的学术报国路

    历史归根到底是要由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来书写的。在所有历史亲历者和见证人中，学者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他们是人类文明自觉的创造者、记录者和传承者，是人类文明向新的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力量，且往往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良好的表达能力，其口述资料弥足珍贵。《丽泽忆往——刘家和口述史》不仅展示了一位博通古今、融贯中西的历史学家的学术人生，记录了学者独特的为人为学为师之道，也以大历史中的个人视角，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

    个体生命中折射出的时代气息

    刘家和先生出生于1928年，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国难临头，亲历山河破碎之痛，立下“学术报国”之志。辗转求学，先后考取江南大学、南京大学、辅仁大学，毕业留校，传道、授业、解惑，桃李满天下。

    他经历抗日战争，目睹南京大屠杀的悲惨情景，许多无辜百姓抱着一捆稻草跳入长江逃命，却被淹死。上小学时，他经历了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一些同学被打死。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和战争年代的一个缩影。

    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形象？刘先生回忆，汪海秋先生就是比较典型的民国时期小知识分子形象。汪先生颇有才学，家境贫寒，两个儿子都读不起书，家里的蚊帐破烂不堪，他却能怡然自得，安贫乐道。

    在江南大学时，唐君毅先生和妹妹唐至中先生都对刘先生十分器重，关怀备至，对刘先生的学术和人生有重要影响。1948年3月15日，学校组织学术讲演，在公益中学简陋的礼堂里，忽然听到一片倒塌声，现场顿时混乱。讲台上的先生们因离前门较近，很快就跑出去了，可是学生们一下就拥挤起来。这时，唐先生却不走，他穿着大褂在那里指挥，直到倒塌声停止，有工人过来帮忙，他才出来。刘先生说，唐先生讲的虽然是西方哲学，践行的却是王船山的儒家精神。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学术品格的形成

    刘先生能取得如此突出的学术成就，与其良好的传统教育、深厚的国学根基密切相关。中学时期，时霖先生讲国文，就引起刘先生对词源学的兴趣。在江南大学时，刘先生听冯振先生讲文字学；钱穆先生讲中国史，提出要研究先秦诸子，必须有清代学术作基础。经过时霖、钱穆、冯振等诸位先生指导启发，为他今后的学术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转学到南大后，从刘永岳同学那里，他知道了南大的历史，知道史学界有“南柳北陈”，南方是柳诒徵先生，北方是陈垣、陈寅恪先生，他的视野更加开阔。

    大学毕业后，刘先生在北师大当助教，李飞先生讲世界古代史，参考何炳松先生的《欧洲中古史》。刘先生一看，何先生的书参考了美国学者鲁滨逊的《欧洲通史》。鲁滨逊提倡新史学，梁启超先生也讲新史学，为什么叫新史学？这是针对德国兰克史学说的。他们认为，历史学不应该只研究政治、经济、外交等，还应该包括其他学科。

    在刘先生看来，实际上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史记》有“八书”，《汉书》有“十志”，都是专门史。真正的新史学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讲的世界史，其实是西洋史，西欧中心论。这样的新史学，当然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然而，这却是中国史学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必须做出回应。

    七十年学术研究、探索

    历史研究中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就是历史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过去西方人是站在西方的角度写世界史，充满偏见，中国在世界史中没有地位。那么，我们中国学者写世界史，能不能没有自己的观点而纯客观地书写历史？刘先生说，真正的人，都是现实的人，人们研究历史都是有目的的，就是为现实服务。

    当我们这代人刚开始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时，都严重地感觉到，世界历史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西方中心论”。黑格尔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但是，他主张“西欧中心论”，中国人看了，也是不能认同的。黑格尔不是代表世界精神，他是代表日耳曼精神。在他的史学观里，中国注定就是要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一个征服对象。因此，刘先生也向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说：

    中国人要为自己的历史证明，证明自己存在、生存的理由是必要的，否则就是自暴自弃。我们中国人不是自暴自弃的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是作了很多贡献的，对世界民族都有贡献。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历史是一个问题，从来需要多视角来看。苏东坡的诗《题西林壁》是这样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真正认识一个世界，怎么能只有一个视角呢？中国的地位、中国的作用，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是有责任的，是有使命的，要为中国说话，要向世界作贡献的。我们要贡献自己的角度，贡献自己的经验教训。

    刘先生说的这些，可以说是他逾七十年学术研究、不断探索的思想结晶。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讲好自己的历史，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光明日报》8.12 全根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