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代号“真空阀门”

    记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心脏”的“隐姓埋名人”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举办的“报国讲坛”首场报告会上，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动情地说：“我为自己曾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作出了切实贡献而感到光荣和自豪，那一段为蘑菇云早日升空而奋斗的峥嵘岁月，给了我一生的教益，那就是：要永远为我们的国家努力奋斗！”

    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名叫柳襄怀，60年前，他曾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心脏”——“甲种分离膜”制造技术的攻关研究。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柳襄怀和当年一起攻关的战友们的真实写照，更是他们一辈子的骄傲。

    原子弹的“心脏”是一种叫做“甲种分离膜”的核心元件。它的作用在于将铀-235和铀-238这对“双胞胎”同位素分开，提炼出高浓度可用于发生核裂变反应的铀-235。

    60多年前，全世界掌握这项技术的只有美国、英国和苏联。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带走了分离元件技术资料。1960年，国家设立绝密项目，对“甲种分离膜”的研制进行攻关。

    起初，这一项目交给上海冶金研究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和北京原子能所4家单位。后经过综合考量，国家将该研制任务集中下达到上海冶金研究所。1962年春节过后，4个单位的60多名攻关人员在上海冶金研究所集结，成立了代号为“真空阀门”的第十研究室，对外称“7支部”。

    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团队，很多人都在30岁上下。时任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长的吴自良，担任第十研究室的室主任和技术总负责。

    1961年，24岁的柳襄怀从复旦大学原子能系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分配到上海冶金研究所，直接参加了国家绝密项目“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攻关研究，主要从事分离膜的分离系数测量及分离元件的表面处理研究。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1963年底，“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实验室研发工作完成，并通过了运行鉴定，性能超过苏联产品。

    “甲种分离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及随后的氢弹成功爆炸作出了重要贡献。1984年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柳襄怀回忆说，当年“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研究，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大热天里，冶金所无空调、无电扇，研究人员常常汗流浃背。为了避免流下来的汗水打湿设备、弄坏机器，大家就利用早晚时间工作。早上五六点钟进实验室，直到上午9点钟回宿舍进行业务和相关学习，到下午五六点钟再开始搞研究，直到深夜。

    在生活上，同事们8个人住一间集体宿舍，吃的是薯干烧饭，很少有娱乐时间。没有无线电，更没有电视机。柳襄怀自制的一台矿石收音机，成了大家工作之余休息放松的“神器”。

    作为国家绝密项目，所有参加“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人员都经过了严格审查，必须家庭出身好，政治上绝对可靠。所里的保密纪律极为严格，进出实验室要登记，实验室之间互相隔离，不允许人员任意串门，对任何人都不能谈及自己的工作。

    这样的保密工作有它的特殊性，甚至连找对象也要经组织的审查和批准。尽管如此，大家都听从组织意见，全心全意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直到最终完成任务。

    当年在上海冶金研究所，虽然大家不知道神秘的“十室”到底是干什么的，但都明白这群人为国家承担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并自觉成为他们的坚强后盾。

    只要提出加工部件、维修设备，机电工厂和灯工室专门指定的工人师傅，随叫随到；分离膜相关样品需要做分析测试，分析室主任汪厚基一旦接到任务，就会让孟传奎等专门人员，随送随做，及时分析；食堂员工保证提供攻关人员夜班食品；水电工人随时保证“真空阀门”室的水、电、气畅通；条件处保证用气钢瓶及时供应；攻关研究室秘书赵施龙负责编写每个月的工作汇报，打字间严金娣专门负责打字成文。

    这些平凡的工作者，都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64年10月16日，一声巨响划破长空，茫茫戈壁滩上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全国欢呼，世界震动。参加国家绝密攻关项目“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研制的全体人员，心中更是充满兴奋和自豪。

    1965年，代号为“真空阀门”的第十研究室的实验任务基本完成，这支队伍随后转向了半导体集成电路和离子束材料表面处理及应用研究等领域，继续为国家的科研事业作贡献。

    （《新华每日电讯》8.3 张建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