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局往事

    奥运会正酣。多支奥运会参赛队伍的备战，都是在训练局完成的，这里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这些队伍虽然不直接隶属于训练局管辖，但是训练局提供膳食、住宿、训练、交通、文化教育和康复理疗等一整套后勤保障，其重要性仍然不言而喻。

    宿舍场馆

    1965年12月，我从上海围棋队上调到国家围棋队。当时国家队的单位名字并不是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而叫做北京体育学院运动系，是国家体委的直属单位之一。我的大段青春岁月在这里度过。

    我刚来国家队时，训练局大楼在体育馆路上。门牌号是体育馆路2号。后来搬到了天坛东路，和中国棋院成为邻居。训练局旧址已经变身国家体育总局机关的办公大楼。    

    老训练局大楼一共六层，五层和六层是女生宿舍，三层和四层是男生宿舍。一层主要是医务处、食堂和行政处，二层主要是局领导办公室、局办公室、局党委和人事处、训练处。运动员宿舍一般是十五六平方米，住2人或3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建成的宿舍，地面铺的竟然是实木地板。大家都知道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铺水泥肯定比较节省经费。据上级正式传达，周总理审批建设方案时说，运动员多有伤病，水泥地面湿冷，不利于关节，所以特批了实木地板。

    当时的场馆配备以北京体育馆为中心，西边连着游泳馆，东边连着练习馆。这三个场馆虽然功能有别，却是互相连通，一气呵成，颇为敦实，气势傲人。这样的大建筑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们与我的缘分说来话长。

    1962年陈毅副总理亲自倡导的六城市少年儿童围棋比赛，就在体育馆三楼的东、西会议厅进行。我和师兄王汝南、师弟聂卫平等棋友和同仁就此相识结缘。

    1985年11月20日，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聂卫平与日方主将藤泽秀行之间的主将决战就安排在体育馆一层的西会议室进行。时任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主任朱继峰先生顺应时势，果断担当，决定进行现场直播，由此开创了央视直播围棋比赛的先河。数千名观众观看了王汝南和我的联合讲解。

    生活节奏

    国家队的伙食标准是每天1.80元，在六十年代可谓超高标准。当时住校学生的伙食标准一般是每月12元，也就是每天0.4元。很可能是参照了这个标准，国家队运动员每月要从工资里扣除12元伙食费。遇到节假日或探亲假有人不吃运动灶时，可以提前办理“退伙”，也就是退回自交的每天0.4元。

    当时国家队统一规定各队必须出早操，大致是清早6:00，起床铃响彻全楼，持续时间还挺长，不醒都难。15分钟后，铃声又起，这叫集合铃，各队排好队，清点人数后，早操就开始了，具体形式由各队教练员自行决定。60年代的北京，冬天零下十好几度司空见惯。国家体委老领导荣高棠经常在大冬天清早视察队员出操，习惯骑着摩托车来到室外田径场。他叫得出许多运动员的名字，并亲切招呼。其中围棋队员简直是“鸡立鹤群”，荣老一眼就会识别出来：“你们是围棋队的吧。”

    当年国家体委对训练工作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三从一大”，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并且进一步细化为“每周训练50小时”，意味着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的制度之下，平均每天至少训练8小时。即使星期日完全不休息，也要训练7小时。在所有的运动队中，也许只有围棋队对此不感到特别苛刻。

    食堂故事

    训练局高标准的伙食，容易造成浪费。曹志林、邱鑫和我调入国家队，乘火车来北京途中经过德州，买了一只扒鸡，吃不了就带到北京。训练局的伙食好，想不到吃它，孩子又不懂得在第一时间送给需要的人，扒鸡没几天就发霉了，只能扔掉。最后我们三个在训练局内部刊物上受到点名批评。    

    1986年我先后担任国家围棋队副领队、领队。我们从全国各省市直接调来一批好苗子，常昊、罗洗河、邵炜刚、钱宇平、周鹤洋为代表的一批人就是那时候调进来的。小队员们来后，我发现他们浪费比较严重，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他们不考虑是不是吃得下，打进餐盘再说，吃不下就随手倒掉，包括整块的猪排、整条的鸡腿等等，显然到了必须管的地步。我又想，自己比这些孩子们大好几岁时尚且不懂事，管理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以达到效果为目标，不能让他们产生抵触情绪。

    不久，好机会来了。《人民日报》登载了何钰铮短期访问联邦德国的游记《学学他们的吃》，里面提到德国人吃饭的最后一口一定是面包——用来把餐盘里的汁水都擦干净，然后吃掉。我就把这篇文章分发给大家，让小队员们写读后感。大家兴致勃勃，写得很认真。罗洗河的读后感尤其令我惊喜。当时我的点评是：“主题明确，文笔流畅，具有一定的写作技巧，词汇也丰富。”我表扬大家写文章很认真，接着强调要落实到行动中去。在食堂里我仔细观察，浪费食物的恶习有所扭转，但是没有根除。我又抓了几个典型。后来这批队员到哪里吃自助餐都是模范，而且这个好传统代代相传。

    （《新民晚报》8.1 华以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