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不安,很无助。离职回家对我而言太可怕了。我向校长哭诉,我从没想过自己会离职……”在美国,像许多因为疫情不得不选择离职的妈妈一样,布鲁克·芭克斯顿放弃了13年的教学事业,在家陪着三个孩子线上学习。
妈妈总是“润物细无声”。“女性被要求在投入工作的同时兼顾家庭,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很多女性说。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疫情前,女性投入家庭的时间是男性的3倍。现在不少女性的家庭时间支出只增不减。
无论妈妈是不是“超人”,毫无保留地付出都不是女性的义务。美国女性面对的困境折射出,社会体系的不完善和社会观念的落后成为导致生育率持续下降的一大因素。
数据显示,美国去年生育率再创新低,降至每1000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56个孩子,生育率为100多年前开始这项统计以来最低,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半。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疫情开始前,美国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劳动者只有20%享有带薪休假的权利。而且工资越低的群体,权利越少。在低薪劳动者中,仅有8%的人能够获得带薪假期。“拿工资就不能照看孩子,照看孩子就难以养家糊口”,成为摆在不少美国民众面前的一道难题。
于是,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托管市场,但高昂的托管费用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在育儿费用中,占比最大的是教育支出,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教育支出几乎相当于普通家庭其他育儿支出的总和。
今年母亲节当天,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月度报告,但这份报告绝对算不上是一份母亲节礼物。在疫情下的这一个月里,职场女性人数减少了8.3万人,男性工作人数增加了15.4万人。从这份报告里不难看出,美国职场中的女性身影越来越少。美国妇女政策研究所主席妮可·曼森表示:“有色人种女性中,黑人女性和拉丁裔女性因疫情失业的情况更为严峻。”
疫情下,被职场劝退,托管机构费用昂贵且重启时间未知,回家带孩子似乎成为了美国女性的归宿。不完善的社会体制和落后的社会观念再次扩大了美国女性的“隐形”付出,逼着她们成为“超人”。
实际上,在这场交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美国女性的困境。许多男性十分希望陪伴孩子成长,而社会却要求他们只能一心扑在事业上,这种社会观念无疑是一种“绑架”,导致女性走不出家庭,男性融入不了家庭,陷入了“围城”的困局。而这样的困境,并不只是存在于美国。
(《新民晚报》7.15 方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