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片面定向的检讨

    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亚里士多德那里，一开始就给形而上学作了这样的定向，即必须在“物理学之后”建立起一门有关“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问。

    尽管亚里士多德用语言规范来作为自己的形而上学和存在论的论证工具，但他只是利用了语言的逻辑功能，而遗忘了语言的隐喻功能或超越性功能，更确切地说，遗忘了语言的“自我超越”功能。

    他用来支持自己的形而上学的例子都是逻辑陈述的例子，却从来不举隐喻、暗示等等非逻辑功能的例子，也不举诗歌的例子。当然，他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加“精确”、更加具有严格的规定性、必然性和可操作性，而不像柏拉图那样仅仅只是一些“诗意的比喻”。他的了不起的功劳正是在于，使得西方哲学从此走上了一门堪称“科学”的学术道路，并使这门学术语言纯化为一种严密的逻辑语言，摆脱了由各种含混、歧义、玄虚和纷乱的解释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

    但他的盲点也正在于，这种做法开创了西方近现代科学主义愈演愈烈的“人性危机”的先河。他实际上并不能抛开人性中的非理性非逻辑的一面，也取消不了语言中的隐喻、暗示和诗性的功能；但他却强行让这些功能都纳入到逻辑理性的范畴之中加以解释，实在纳入不了的，就当作幻想和迷信而排除在“科学”之外不加理睬，这反而为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直觉主义等等思潮摆脱逻辑理性而泛滥大开了方便之门。

    （《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邓晓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