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疫情，数学家来了

    抗击传染病的队伍里，有一支战队听上去很隔行——数学家。

    今年5月21日，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刚刚在广州荔湾区冒头。生物学家迅速确定，造成感染的是印度发现的变异毒株，疾控专家马上展开流行病学调查。此时，数学家黄森忠正坐在离广州2000多公里远的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上山峦起伏般的一组组曲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这位南开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率领团队依据数学模型开发出EpiSIX传染病传播预测系统（以下简称“预测系统”）。在广州荔湾区的新冠肺炎疫情数据录入预测系统后，黄森忠团队作出一个预判：荔湾区这轮疫情可能于6月24日前结束。这个预判说明，在广州，疫情已受到有效控制。

    黄森忠不爱空发议论，他习惯用数据说话。他会长时间盯着数据在数学模型里的一条条“波浪”，一连几个小时，水都不喝一口。在他眼中，每一条波线都记录着人类与病毒的厮杀。“波峰就是拐点，意味着从那时起，人类占了上风。”黄森忠指着一道道时而向上攀升、时而又向下滑坡的波线，用了一个感性的比喻，“波形一旦下探，就像是人类把疫情打下去的样子。”

    从社会总成本角度寻找最优策略

    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让黄森忠开始对“数学流行病学”产生兴趣。当时，这个学科在中国尚属新兴领域。在随后多年的研究中，黄森忠积累了大量分析各类传染病的数学模型，在2010年前后开发出传染病预测系统。这些累积都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派上了用场。去年以来，这支团队提供的预测结果及应对建议，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疫情防控策略的重要依据。

    2020年秋天刚刚到来时，黄森忠团队通过预测系统算出，到2021年3月份全球新冠肺炎大致的确诊累计人数。5个月后，世界实时数据统计网公布的数字与黄森忠团队此前的预估数大致相同。

    他们还提出“疾控成本最优化策略”理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很多地方用隔离的方式阻断病毒传播，然而，暂停社会运转的代价是巨大的。因此，在疫情稍稍出现缓和时，黄森忠团队就开始思考从社会总成本的角度出发，寻找最优的疾控策略。

    他们选取了两个数字进行比较，其一是确诊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其二是减少一个潜在患者的平均预防费用。他们认为当前者远小于后者时，就可以采用一种“开关式”控制的疾控策略，即放松对普通民众的预防措施，而对确诊患者依旧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

    2020年春节后，他们提出建议，中国2月9日开始可以适当在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区复工生产，并保持应有的警觉，在必要时隔离险区。这一建议被决策部门采纳，吹响了全国复工复产的第一声号角。

    把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疾控政策的响应模式，一直是随着患者人数的增加，不断提升疫情防控力度。其中“密接追踪”是控制疫情扩散一个重要手段。如果把一个新确诊病例的出现比作新一波疫情的“震中”，那么与之接触的人就好比地震波，追踪的密接数应该在安全和效率中找到平衡点。

    黄森忠团队在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密接追踪”的两个“密接圈”。第一密接圈指的是，围绕一个病例追踪10个密接者；第二密接圈则围绕第一圈再以1∶10的量级追踪。“一般来说，追到第二密接圈就差不多了，再继续追意义不大。”黄森忠说，这样的研究结论也给疾控部门采取严控策略提供了参考，“不必动不动就封城”。

    较之一年前，本轮广州疫情的防控策略在专家的研判下变得愈加精准。用黄森忠的话说，“现在是追着病毒跑，哪里冒出一个火星就灭哪里”。这种方式可能会放走个别漏网之鱼，使得波形出现一个长长的尾巴，即“长尾效应”，代表病例彻底清零的时间线被拉长了，可能隔一段时间又出现个别病例，“但算算整个社会这笔大账，经济损失是降到最低的”。

    黄森忠说，从疫情波形图可以清晰看出，目前中国已经做到了化“波”为“拨”，只有局部零星散发，“这反映我们采取的疾控措施确实取得了有效的成果”。

    正如黄森忠团队一个月前的预测，6月18日至7月1日，广州连续13天无新增境内确诊病例和境内无症状感染者，这座常住人口超1800万的城市，经历了道路封锁、公交停运、地铁封闭……在6月30日迎来最后一个管控小区的解封。7月10日，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推迟的广州中考开考，近9万人参加考试。第一科语文考完，广州市招考办主任唐宏武对媒体说：“全市没有一个迟到考生。”

    （《中国青年报》7.14 胡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