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抄档案

    以保管明清档案为主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通称“一史馆”），和故宫颇有渊源：就地理位置而言，它目前的办公地点，位于故宫西华门内；就内容而言，所保管的1000多万件（册）档案，几乎都是故宫划拨过来的。

    这些档案中，除了3000多件明代档案外，其余绝大多数为清代档案。这些档案的发现与开放，在20世纪被评为“三大史料发现”之最——另两个分别为敦煌写经的发现和殷墟甲骨文的出土。2010年起，借着搬家到东华门附近的便利，我时常前往“一史馆”，试图从中翻检出未曾被史学界所重视使用的档案史料。我在“故宫”抄档案，迄今已逾十年，从中抄录的上百万字的档案，也成了写作的有力支撑。

    冯尔康先生的《雍正传》被誉为国内第一本也是最权威的雍正传记，更是最早为雍正翻案的专著。正是冯尔康先生的这本传记，一改雍正帝长期以来在读者心目中窜旨夺权、残暴嗜杀的阴鸷形象，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这位勤政有为、在康雍乾盛世中承前启后的帝王，并为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剧《雍正王朝》等定下了基调。

    冯先生的成功背后，“一史馆”档案功莫大焉。据冯先生回忆，1980年秋冬，他前往“一史馆”查阅雍正朝档案，看尚未印行的《康熙起居注》《雍正朝起居注》以及雍正帝“朱谕”等档案。令我们这些后学称羡不已的是，当时看雍正的朱批，冯先生是直接接触档案原件，“一包包的，小包装，每包有若干件，每件是裁得很小的纸片，宽不过寸许，长不过3寸，不写收件人姓名，也不署年月，我从内容上仔细分析出大约何时写给那个官员的，这样确定每一份朱谕的史料价值”。后来，他要调看宗室玉牒，一开始是保管员蹬着三轮平板车从皇史宬西配殿将玉牒拉来，“玉牒开本很大，宽近1尺半，长约3尺，每册厚度不一，厚的有半寸”。因为太麻烦，后来他向馆方申请直接到位于南池子、存放玉牒的皇史宬西配殿库房查阅，竟然得到允许，“库房中的玉牒一摞摞地放置在架上，我按要检索的年份去找，找到了，因玉牒被压在下面，想抽出来又抽不动，只好将上面的玉牒暂时移放他处，阅后再将玉牒放归原处”。前前后后，冯先生在皇史宬库房待了两个多小时。

    随着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数字化，如今，对于绝大多数利用者来说，只能在利用室查看档案，那种直接接触档案原件的福气，几乎不再可能了，遑论直接到库房。

    在“一史馆”抄档案，首先要对档案分类有所了解。上千万件清代档案被分成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等74类，但其中的溥仪档案、端方档案、醇亲王府档案等尚未对公众开放。10年间，我查阅较多的，是军机处全宗，此外是内阁、宫中、内务府等类档案。其中，军机处全宗里的军机处录副奏折、随手登记档、上谕档等，着力尤多。

    在“一史馆”抄档案，需要有一定的书法知识和古文常识。1729年，雍正皇帝下令实行副本制度——凡奉朱批的奏折，都由军机处誊录一份备查，即为“录副奏折”。此类档案对于了解清朝军政大事关系甚巨，只是录副奏折没有断句，且誊录者书法艺术千姿百态，为节省时间往往以行楷甚至行草书写，其中的繁体字、连笔等屡见不鲜，为此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去辨认——比如奏折中经常会出现“吁请”二字，清代时“吁”写为繁体的“籲”，加上连笔严重，因此，抄档案之初，我常常为这个字感到困惑不已。在“一史馆”利用室，找工作人员或者同来抄档者帮忙“认字”可谓一景。

    朱批奏折，顾名思义就是有皇帝批示的奏折。雍正勤政，对很多奏折都有详细的朱批。清宫档案显示，在年羹尧一份谈及罗卜藏丹津的奏折上，雍正的朱批有二百余字；另有一件要年羹尧留心众蒙古王子的朱批，则多达三百言！而像咸丰、同治、光绪朝的皇帝，朱批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简短的“览”“依议”“留中”“知道了”“（某）部议奏”“著照所请，该部知道”等。晚清衰败，皇帝不如康雍乾那般勤政是原因之一，这从朱批中也可一见端倪。

    在“一史馆”抄档案，从朱批中也能揣摩到皇帝的某些个性：1707年，获悉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遵照自己所嘱用药病情好转，正在外地的康熙十分高兴，在朱批中打趣道：“闻赫世亨已大愈，未尽报朕言，待朕回宫，断不宽宥，必将赫世亨交与其妻掐死。”一代圣主康熙，饱含幽默的一面。雍正在河南巡抚田文镜的一份奏折中朱批：“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敢作敢当的性格，跃然纸上。载沣生性懦弱，但在以摄政王身份处理清廷军国大事期间的批示中，经常看到“矣”这样语气相当肯定的字词。比如1911年9月10日，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奏报很多日本留学生回四川，希望朝廷下令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注意防范。载沣的批示就是“请饬赵尔丰严密防范各节，昨已有旨严饬赵尔丰矣”——看到这些，隔着电脑屏幕，你似乎也能感受到百多年前载沣自认为先于臣子奏请、早做安排后的得意神情。

    （《北京青年报》7.4 刘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