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生育率为何一枝独秀

    从1970年到2019年，美国总生育率从2.48降至1.70，日本从2.13降至1.36，但以色列同期仅从3.78微降至3.09，在发达国家中遥遥领先，堪称一骑绝尘。

    生育率伴随经济增长而迅速下降，几乎是所有国家面临的难题。为何唯独以色列能够始终保持较高的生育率？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自建国伊始，以色列就把生育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有着“国父”之称的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曾公开呼吁：提高犹太人的出生率，是关系到以色列生死存亡的大事，一个犹太妇女应该至少生育四个孩子。他还立下规矩，如果一个犹太妇女生了10个孩子，政府就会授予她“英雄母亲”的称号，多生孩子被赋予了保家卫国的使命感。

    国家号召在先，而家庭也有意识地分摊风险。虽然自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未陷大战，但小规模、低烈度冲突持续不断。在巨大的安全压力下，以色列家庭也有更大的意愿，通过多生子女来分摊战场给家庭造成的不确定风险。

    虽然以色列当前929万的人口总量已较建国之初增长10倍不止，但与周边数亿心理上与之对立、甚至敌视的人口相比，仍犹如九牛一毛。再加上历史上屡遭欺凌和屠杀的记忆，犹太民族始终铭记亡国灭族之危。在当前选举制度下，这也让犹太裔感受到保持主体民族地位的巨大压力。

    可以说，全方位安全感的缺失，促成了以色列和犹太民族在生育问题上强烈的忧患意识。

    此外，以色列政府通过财政补贴鼓励生育，还使100%的适龄儿童都接受教育。以色列是唯一学制为每周6天的发达国家，以色列小学生在校天数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出20%。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家长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在时间和精神上能得到更多的休息；也使女性得以从侧重家庭的传统社会分工上抽身，间接促进了性别平等；学生把多数时间花在学校，而非千差万别的课外辅导培训，既减少了家长在教育上的“内卷化”支出，又有利于教育的公平化。

    可以说，以色列通过国家的制度设计，承担了监护与教育适龄儿童与青少年更多的职责，从而间接减少了家长所需投入的时间、精神和资金成本，这亦是在保护和鼓励人们的生育意愿。

    （《新民晚报》7.8 艾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