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蒙
母亲身高一米六几,在妇女中间算是高个子,并且不是那种纤弱女人。由于在少女时代就担起家里的耕作重任,练就了她比较强健的身板,更重要的是她干活不惜力,挑担挖泥这样的重体力活儿她也从不逊后。当年,家里土墙上贴过她多少张“五好社员”的奖状,已经记不清了。她还参加过全乡的劳模表彰会,成为她一生最高的政治荣誉。
母亲晚年,最触动我的还是她那双手,关节肥大而粗糙,指间一道道鲜明的裂纹已经发黑。我曾经暗自思忖,就是这双手,是怎样一针一线那么细密地缝制出衣服和鞋袜的,那时候她赶猪逐鸡手里还拿着一只鞋底边走边纳,可她的针线活儿在我们村里只能属于一般水平,她要的是速度。儿时,我从未留意过母亲的手,后来也没观察过,我想肯定不是这种惨不忍睹的样子。
母亲少年时代,她的一家曾经饱受一个投身红色革命的叔辈牵连。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几次被抓到乡公所吊打,土砖压身,如果不招,再压上一块,就是南方乡间造屋垒墙的那种尺余见方的沉重土坯,压上两块就让人生不如死。最后一次,是把自家唯一的耕牛牵去,才赎回他一条老命。
后来我才获知,那个每次从应城县潜回的革命者,原来是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共的地方游击武装发起人,当时是陶铸领导的鄂中特委的同事,他是奉陶铸之命回老家组建地下党组织的。外公几次都没有招供他潜逃的去向,是因为他确实一无所知。但是,那位堂兄弟还是为此深感负疚,最后一次他送给外公“半撮箕”大洋。撮箕是用柳条编织的撮取谷物的容器,口小肚阔,满撮箕要远远超过一斗。外公后来也去应城膏矿做过劳工,堂兄弟是在什么场合交给他的,已无从确证。一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的外公,看一眼就浑身哆嗦。那笔飞来之财足可改善这个苦难的家庭,但幸好外公胆小怕事,一块都没敢拿,否则他们家后来很可能被划为地主或富农,连多少年后出生的我们的命运也会因为那几百块银元而改变。
还是因为那个“新四军的大人物”,当地军警几次扑空,就把年小的舅舅按倒在门槛上,找来菜刀要将其耳朵剁掉。邻人吴太婆闻声赶来,急中生智喊了声:这不是我家的大宝儿吗,你们瞎剁个啥!从而避免了一次更惨的灾难。
母亲晚年,也像城市老奶奶那样身体发福了,毛脾气也没了,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曾经多少次情急之中对我们的数落、催促、喝斥,甚至不讲理的埋怨或恶毒的咒骂,可能连她自己都忘了。我虽然没忘记,但当时都已“天经地义”地接受了她的粗暴。当然不是她老来才善良,而是当年的日子太艰难,很多妇女都曾经这么喝斥过孩子,气急时她们也诅咒自己,但她们从不这样咒骂别人。
(《北方文学》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