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应灾

　　范仲淹是妇孺皆知的北宋著名文学家，《岳阳楼记》令人百读不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影响深远。不过，对他的政绩多数人了解不多。

　　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庆历新政”夭折后被贬出朝廷的范仲淹，从邓州（河南）移任杭州知府，时年巳经61岁。次年，恰遇杭州大旱，“两浙路大饥荒，道有饿殍，饥民流移满路，”粮食奇缺，粮价飞涨，很多百姓卖儿卖女。朝廷不得不下诏：“两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听人收养，后不得复取。”面对饿殍遍野的大灾荒，范仲淹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没有延用发粟救灾的常规之策，而是采取了不为常人理解的三大措施： 

　　一是大兴公私土木之役。范仲淹认为，饥年工价至贱，可以兴土木之事。于是发动各地将寺庙、仓库、钱库、官舍、办公楼等地方，该修建的不该修建的，全部修葺了一遍。二是纵民竞渡。范仲淹知道“吴人好佛事，喜竞渡，”于是“日出宴于西湖”，大搞龙舟大赛和“冲关挑战”。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杭州旅游业大兴，贸易饮食服务业轰轰烈烈。三是增高米价。当时一斗米120钱。由于粮荒，粮食供不应求，粮价日涨。范仲淹索性将米价提高到180钱一斗，并沿江张榜，大肆宣扬。外地米商听到这个消息，日夜兼程运米至杭，带动了运输业大发展。等到各地粮食充盈于市，粮价又自然回落到了每斗120钱。

　　范仲淹釆取的这三条措施，史称“荒（荒年）政三策”，让人匪夷所思，惊世骇俗。政敌们纷纷状告他。《梦溪笔谈》中记录说：“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意思是告范仲淹在荒灾肆虐的时候，不把心思放在救灾上，整天吃喝玩乐，弄那些嬉戏游玩的东西，而且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由此，宋仁宗亲自过问。范仲淹上奏陈述自己的想法，“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范仲淹认为，闹饥荒大家都缺钱，但寺庙和政府及商贾手中总是有一点钱财的，大力修葺庙宇、钱库、仓库、官舍、办公楼等，让钱流通起来，饥民可以通过劳作而获得口粮度日。大搞旅游，刺激消费，增加就业，可以解决很多人的温饱。利用市场机制，促使粮食供过于求，不但可以使粮价回落到正常水平，还由于船运、搬运、储存、用仓……带动相关百姓劳作，获得度日之粮。

　　看了范仲淹的奏章，宋仁宗龙颜大悦。没过半年，“荒政三策”显出良效：两浙地区“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宋仁宗赞扬范仲淹的创新做法，并把“荒政三策”的相关做法写进了朝廷的赈灾条例。

　　范仲淹是刚因“庆历新政”被旧势力挤出朝廷的。他来到杭州，根本没有把自己的仕途、性命放在心上，心中只装着应灾救民的责任和使命，因此，他才敢于违反常规，即使遭到监司奏劾，他也不测祸福，心底坦然。

　　《宋史》里记载了他多次赈灾济民、造福百姓的事迹。应灾的核心是先让老百姓吃上饭，不管条规上怎么写，不管上面怎么说，只管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所以他屡屡应对得当，政绩卓著，万民敬仰。不管官家商家，灾难时总会有点余粮余财，釆取措施促使这些余粮余财流动起来，才能平衡老百姓的紧缺。大灾之际，守粮守财是正常心态，范仲淹让官府、寺庙带头，有效地撬动了全社会的财货流动。至于“米先贵而后贱”，是他巧妙利用了市场原理。最终让饥民有粮，让百姓得福。

　　文人的聪明用在国家治理上，让人敬佩。

　　（《新民晚报》6.11 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