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鼓励多生。《周礼》认为,大司徒的职责是“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慈幼”居首,汉代郑玄注为:“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即生三子,官方派保姆,生二子,官方给食物。
为鼓励婚育,周朝采取两种人口统计方式,即大比和书社。大比是每三年一次的户口清查,如数据不符,黜退乡大夫。书社是“二十五家为社”,每社拥有土地面积、户口多少记录在册。
管仲鼓励生育有办法
春秋时,中原人口仅1000多万,且诸侯征战不已,各国均鼓励生育。
管仲提出:“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儒家的曾子也同意:“有人此(意为才)有土,有土此有财。”
管仲的办法是:“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即生三个孩子,母亲免役;生四个孩子,全家免役;生五个孩子,国家给保姆,还发两个孩子的口粮。
春秋末,越王勾践为打败吴国,推出新政:“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而二人,公与之饩。”
汉代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峰值近6000万。此后1400余年,人口峰值与此相当,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仅7000万。
汉初连年战争,“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汉高祖刘邦下令:“民产子,复勿视二岁。”即免役两年。到东汉时,官方赐“胎养谷”三斛,免役期增至三年(加上了孩子的孕期)。
据学者袁延胜钩沉,汉代为促进人口增长,主要采取四种方法。
首先,早婚。女子15岁结婚,生育率比20岁高16%,比25岁高38%,比30岁高58%。
其次,严禁杀婴。比如酷吏王吉在沛任官时,下令“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
其三,地方官干预。比如名臣任延当太守时,要求“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如无聘礼,官方资助,致“相娶者两千余人”,受益者念其恩德,生子多名“任”。
其四,税收杠杆。汉惠帝曾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当时人头税是120钱,“五算”即720钱,相当于成人一年口粮。
汉代编户齐民,民的义务共7项,即田租、刍、算赋、口赋、献费、贡、力役,5项来自人,两项来自土地。西汉初人口1400万,仅200年,汉平帝时便达5900万。
为防假结婚 宋代另立法
汉朝灭亡后,中原多年混战,人口锐减。特别是隋末战争,全国户口减少4/5。直到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才恢复到隋朝的水平,约8000万人(有争议)。
这是否意味着唐太宗时期并非盛世呢?据学者王丽娜统计,贞观时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32.7‰,而“开天时期”年增长率最高仅17.8‰,少时才1‰。
唐太宗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可结婚,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仍未婚,官方强制婚配。此外,命令鳏夫寡妇再婚。李世民有21个女儿,6人再婚。
唐太宗将人口增长列为考核官员的标准:“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
唐朝还大量招“俫民”,即境外移民。唐朝不歧视胡人,唐开国皇帝李渊有19个女儿,一半嫁给胡人。唐太宗下令:胡汉可通婚,唐朝女性只能住在中原,不得外流。
宋朝延续了唐朝“男年十五,女年十三”的法定婚龄(南宋时各增一岁),为防假结婚,另立法:“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
为支持穷人生育,宋高宗下令:“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
宋代出现了乡村户(相当于农村户口)、坊郭户(相当于城市户口)之别,打破了土地对个人的约束,有利于人口流动。南宋商品经济发达,中国出现近代化曙光。宋朝被认为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二高峰期。
清代“摊丁入亩”创奇迹
元代户籍制度复杂,分三等九甲,有学者认为人口达1亿左右,尚未成共识。
受元代法律影响,明代寡妇再婚难度增加,且“自宫者”多,最盛期,太监超10万。
但“隆庆开关”(1567年)后,与欧洲大航海贸易相接,大量瓷器、铁锅、棉布、丝绸出口,明朝成了世界工厂。随着外来白银成为主币,明末出现大量商帮,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受此刺激,明朝峰值人口应达1亿左右(有争议)。
到了清代,康熙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免除新生人口的人头税,没想到,很多地主串通胥吏,把自己应缴的人头税摊派给贫民。为应对此变,康熙推行“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根据实际拥有土地收税,近于现代财产税,大大减少了贫民负担,因取消徭役,方便人口流动,且比两税法、一条鞭法更简便。
清代全国人口在顺治八年(1651年)时是5300万,到康熙时才1亿,到乾隆时达3亿,到1840年时,已达4亿,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三高峰期。
一方面,没了人头税,百姓敢报户口,清代人口统计比历代准确得多。
人口学研究认为:现代化之前,人口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呈互相追逐的关系,只有经济增长率长时段超过人口生育率,才能跨越这一门槛,否则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很快会被人口生育率“吞噬”。
从宋代到清朝,中国几度靠近现代化,却始终未能超越。当人类跨越现代化后,人口生育率会自然下降,此时各国又应主动刺激人口增长。
(《北京晚报》6.9 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