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经斯基的中国情缘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密不可分。其特派员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就是其中地位突出的一位。俄罗斯社会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姆列钦评价：维经斯基应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默默无闻的“伟大工作者”，这位坚贞的布尔什维克不仅支持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组织构建，也让中苏两国在此后岁月里有了密切的联系。

    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正式成立。1920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前一个月，列宁为大会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成立有中国、朝鲜等东方国家代表参加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维经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国外处派遣，以新闻记者身份前往中国，名义上的使命是在中国组建一家通讯社，秘密任务是“考察建立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可行性”。维经斯基也由此“成为1920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

    维经斯基来华的一大有利条件，是当时苏俄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正面形象。并且，维经斯基这样真正参加过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到来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很难直接得到关于俄国革命的信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精通俄语的人才，只能利用英文资料，从美国共产党的相关信息中得到共产主义运动的零星启蒙，连带的，中国人对科学共产主义的正确把握也受到限制。而维经斯基恰恰带来大量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一手文献资料，由此，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取代原本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文献的不成体系的理论讲义，并逐步引领中国革命运动。

    据统计，维经斯基一生共有六次来华经历，自1920年4月到1927年5月，七年间累计在中国度过了四年时光。除了第一次“播种之旅”，值得大书特书的还有1924年底到1925年初的“协调之旅”。

    由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同鲍罗廷之间出现重大分歧，为了保证中国大革命深入推进，共产国际决定安排维经斯基来华协调，其首要任务就是使一再推延的中共四大最终举行。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一条弄堂里举行，由于要提防外国巡捕和军阀破坏，为了安全，二楼的会场被布置成英文补习班的样子。会英语的维经斯基熟门熟路地当起“外教”，楼下有一位苏北女工放哨，一有意外便拉响楼梯口的响铃，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拿出英文课本。

    在这次久违的大会上，维经斯基带来了亲自起草的两项政治议决案，并由中共代表瞿秋白译成中文。这次大会诞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决议案，特别是凝聚全党智慧结晶的《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大会还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规定“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至今，支部、基本组织等概念仍在沿用。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这一称呼沿袭至今。

    经维经斯基调解，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组成预算委员会，确定共产党的经费数额，同时中共在工作中接受鲍罗廷指导。1925年2月15日，回到莫斯科的维经斯基还发给中共中央和鲍罗廷一封信，再次强调来之不易的共识，“现在在中央的方针与鲍罗廷同志之间，我已找不到原则性分歧。造成你们与鲍罗廷之间产生误解的两个主要的组织上和策略上的原因，现在已经消除”。

    （《新民周刊》2021年第20期 吴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