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如何成为她自己

    “不要做德·波伏娃小姐，要做你自己。不要去追逐外界强加给你的目标，不要去盲从既定的社会结构：对我有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这样就可以了”1927年，19岁的波伏娃在日记中写道。

    那一年，波伏娃已经展示出哲学上的旱慧，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历史、文学和晦涩的宗教书籍，也将有关自我、自由的思考倾泻于笔端：自我是不是一直存在？是什么造就了自我？我们应该为了爱而牺牲自己吗？这些追问已经触及到日后风行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虽然后来很多人都认为，是她的伴侣让-保罗·萨特独创了这套理论——长久以来，波伏娃的“自我”常常被藏在萨特的阴影中。

    波伏娃最新传记《成为波伏娃》的作者凯特·柯克帕特里指出，波伏娃和萨特是一对饱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伉俪，“不幸的是，几乎在整个20世纪，大众都认为是萨特贡献了‘知识分子’，而波伏娃只是贡献了‘伉俪’”。但过去十几年，波伏娃日记、信件和其他写作等新材料的出版和公开，让凯特·柯克帕特里得以在《成为波伏娃》中将波伏娃更复杂、真实的“自我”推向台前。

    1929年，正在准备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波伏娃结识了萨特，当时，萨特是巴黎高师的学生，比波伏娃大三岁，也准备参加同样的考试，只不过，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备考。那段时间，波伏娃和萨特经常一起学习、散步、看电影，讨论未来的写作计划。同年十月的一个下午，他们讨论与对方建立开放性关系的契约，约定他们可以拥有除了对方之外的其他情人，并且许诺会告诉彼此一切，但与他们和其他人的“偶然的爱”不同，他们之间是“本质的爱”。

    在大多数有关这段关系的描述中，萨特被捧上哲学神坛。相反，波伏娃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在21世纪，都不被视为一位独立的哲学家，而被看作萨特的附庸。事实上，波伏娃并不像很多评论所定义的那样，只是“萨特的信徒”，在政治和哲学思考中“追随着他的指引”。相反，波伏娃对萨特的思想产生过持久、巨大的影响。

    波伏娃和萨特见面时，经常交流彼此的观点。波伏娃总会认真听萨特分享他最新的哲学构想，并指出其中的问题，以此帮助萨特完善他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也是萨特日后赖以成名的关键。波伏娃也一直为萨特编辑、整理手稿。但是，当波伏娃向萨特分享她的观点时，却没少被萨特贬斥，她也因此陷入过自我贬抑之中。

    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波伏娃的学术成就都比得上、甚至超过萨特：萨特和波伏娃分别在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名列第一和第二，而波伏娃是有史以来通过这个考试最年轻的考生，当时的考官也几乎一致认同，波伏娃实际上比萨特更优秀；20世纪40年代，存在主义开始风行时，波伏娃对存在主义哲学的不少阐述也比萨特更有深度；波伏娃一生著作等身，除了被誉为“女性主义圣经”的《第二性》之外，她还完成了多部小说。

    波伏娃“成为自己”的历程充满变动甚至矛盾——她并非一开始就是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她曾对自己的哲学成就表现出过分的自谦，她对其他女性的评价也曾充满偏见。但也正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波伏娃，才能让普通女性和其他曾遭遇歧视、被边缘化的群体，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仍能从她的经历中照见自己，并追问：我们如何才能成为自己？

    （《看天下·VISTA》2021年第15期 李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