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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究竟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说服世界。诚然，中国已经拥有了独特的话语，但拥有话语的最终目的是要说服世界，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即如何运用语言来说服世界才是最关键的。社会科学知识大致包括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和全球的普遍性知识。一方面，由于普遍性主要是来自西方，所以东方国家长期以来面临着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任务；另一方面，本土化知识必须走向世界，转化成为普遍性知识。中国对外传播就是中国本土化知识走向世界并转化为普遍性知识的过程。纯粹的本土性知识无法形成对话，也无法产生认同。鉴于此，要加强中国话语建设。
“中国话语”首先是一种本土性知识，既然是本土性知识就必须增强其可对话性，如果话语缺乏对话性，那么就是“自言自语”，就如祥林嫂反复讲“阿毛”的故事，可是并没有人愿意听。话语的可对话性既包括内容的可对话性，也包括对话语符号的共同审美，这种可理解性是内心深处的可对话性，这种情形的可对话性是深层次的对话性，是能够产生持久且深远影响的可对话性。
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我们强调“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这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因为，用中国话语讲述的中国故事不会变样、走形，既能保持故事的真实性，也能确保故事的原汁原味。但是，千万不能强行地用中国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这很有可能导致不仅话语没有人听，故事也显得乏味。
究竟怎样讲述中国故事，周恩来1954年在日内瓦创造了一个经典：周恩来率领中国外交代表团出席日内瓦的国际会议期间要向各国记者和外交官推介中国文化，上演著名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担心外国人不懂中国文化，工作人员制作了厚厚的译本宣传册，即便如此，也是应者寥寥。此事上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对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要求海报上加上一条：请各国友好人士欣赏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终结果，座无虚席，不少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演出成功，关键一点是周恩来借用西方文化符号实现了符号置换和话语对接，如果仅仅用中国话语，就根本无法形成对话的语境。
中国对外传播的目的，既要使中国故事在可对话的情景之中获得世界的理解，更要使中国知识成为世界性的普遍性知识。因此，在对外传播中，一是要走出中国话语的“自恋”，使中国话语具有普遍性的关怀。普遍性的关怀，就是指中国话语、中国故事虽在中国生成，但必须要指涉世界。正如“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是中国提出来的，但“一带一路”的实践必须与世界“共商、共建、共享”。二是摆脱“自说自话”的话语方式。在国际话语场域之中，并不是说得越多话语权越大，如果只是“自说自话”，那不可能形成话语权。当前针对中国的错误言论，一些中国学者也试图进行驳斥，但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内容是“自说自话”，缺乏可对话性。
因此，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中国话语要善于利用可置换性的文化符号进行话语对接和语境的塑造，从而使他人理解、放心，这样中国故事才能传播得更远，中国本土性知识才能在世界各国的接受中转化成为世界的普遍性知识。
（《北京日报》6.7 胡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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