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不应为“特殊”而忽视“一般”

    近几年，以“国字号”命名的新行业类大学接连出现，其标杆作用或者说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不能不令高等教育从业者和关心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人士担忧。

    近70年来，每次大学办学方向、模式和策略的调整都有一个国家需要或现实需要的理由。20世纪50年代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急需理工人才充实到国家建设上；20世纪90年代是由于国家教育经费短缺，只能启动大学的自我造血功能；现在，新的行业类大学似乎又与被西方“卡脖子”的学科相关联。这些理由不能说没有现实意义，但是，在相关形势和相关理由出现之时，无论是教育管理部门，还是实际的操作者，都极少考虑到大学固有的特性。

    如果说大学固有的特性代表“一般”的话，“现实需要”就代表“特殊”。从时间上看，“一般”更多、更长，而“特殊”则更少、更短。从效应上看则正相反，“特殊”更突出或更容易被发现，而“一般”更普通，更难以被感知。因此，非要分出个孰重孰轻并无太大意义。

    然而，大学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它不是“工具”，也不能被当作“工具”。也就是说，仅仅把大学当成“特殊”时期的“现实需要”承载的工具，就有可能损害或消解其属于教育机构的“一般”功能。

    无须强调所谓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往往不是实相，而很可能是经过伪装的。教育管理层面上的平衡是应该有相当的操作性的。

    新建立的行业类大学充其量仅有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水平和功能，其培养目标是满足行业内需求，毕业生也主要在行业内部消化。它的社会价值多在于发展各自行业和解决局部就业问题，缺乏综合性大学对“普遍性”的追求和整体性、全方位的社会价值。

    与民办大学相比，公立大学应该更多地体现教育公平和整体社会的利益。其社会价值不能限于为社会提供某一类型的技术人才，而是要更多地培养足以改变社会整个面貌、提升社会整体文化和道德水平的一批具有相当素养的人。

    （《中国科学报》6.1 尤小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