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杨苡先生在文章中告诉读者：“我是一个好做梦的人。”巴金先生回复她：“有梦的人是幸福的。”
于是她写“梦”——《梦萧珊》《梦李林》《梦回武康路》《碎梦难拾》……篇篇情深意长；于是她讲“梦”——童年、少年、青年……直至老年，有苦难，有欢乐，段段扣人心弦。
那是立春后的一个晴朗的上午，我照例登门去看望102岁高龄的老人，照例坐在她的身边听她讲述“朦胧得像罩上一层轻纱般的梦”。和煦的阳光洒满了杨先生的卧室，她半倚在床上，整齐的白发如银丝般闪亮，慈祥的笑容如孩童般清朗。
那天的讲述是这样开始的——
“你知道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吗？”她笑眯眯地望着我，眼光中藏着神秘和骄傲。
“一定是诗歌，或者是随笔。”面对着这位享誉文坛的诗人和作家，我的想象力实在有点窘乏，其“处女作”难道还会有其他？
“不是，都不是！是一篇评论文章——《评中国旅行剧团〈雷雨〉的演出》。”杨先生得意地揭开了“谜底”，笑得像孩子一样。“那是1935年，我16岁，正在读高一。中国旅行剧团来天津演出曹禺的话剧《雷雨》，就在离我家不远的明星大剧院。我着迷，我系恋，竟然前后看了三遍！回到家里，我坐不住了，手心发痒，一口气写下了这篇评论，并且直接投给了天津的《庸报》。没想到，居然发表了，占了小半个版面呢！”
我惊愕地张大了嘴巴：“您……您……”竟一时找不到词语。
“是的，没有人知道。我用的是笔名——晓黛，林黛玉的黛。这是我哥给我起的。”杨先生的哥哥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她爱她的哥哥，也爱他给自己起的这个笔名。“可能是希望我也能像黛玉那样，成为一名才女吧，我哥同样是一个爱做梦的人。”杨先生将头缓缓地抬了起来，定定地望着天花板。
说来话长，以前杨先生也曾随意间聊过，早在小学三年级时，她就登台演过戏。当时的她刚满8岁，正在天津中西女中附属小学读书。圣诞节的那天学校排演了一出默剧《玛利亚》，只有音乐，没有台词。她扮演的是主角——圣母玛利亚。那是一个破旧而简陋的马厩里，玛利亚坐在铺满稻草的地上，双手扶着一只摇篮，摇篮里睡着她那刚刚出生的孩子。……这时灯光亮了，集中地打在她的脸上；音乐响了，柔美而又曼妙。她低下了头，有如一尊精美的雕像……
杨先生笑了，接着说：“第二年的圣诞节，我又上台了。可能是老师出于对我的欣赏和鼓励吧，再一次让我出演《东方博士》。”杨先生停了下来，她静静地闭上了眼睛，随后又将头慢慢地转向左边的墙壁，那里悬挂着她母亲的照片，慈祥而又端庄。
杨先生的脸因为激动而泛出红晕，毕竟是期颐之年的老人了，我不能不关照她的健康。她摆了摆手，表示不要紧，只是接过我递上的杯子，轻轻地抿了一口。“后来我升入了中西女中，学校依然提倡每周演话剧，毕业班演英文戏。而我也深深地迷恋上了话剧。”杨先生将杯子放回到床头柜上，又兴致勃勃地继续讲了下去，“那是高一年级，我又一次登台了，这次演出的是李健吾的独幕剧《母亲的梦》，我扮演女儿英子。”杨先生一脸的自豪，“剧本是由巴金先生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有台词，不再是自己编的哑剧了。”
我试探性地问杨先生：“这是一部反战的作品，角色只有三个人——母亲和她的一儿一女。”“是的，挑战性很大。”杨先生挥动着手臂，“我至今都忘不了其中的一句台词——母亲的儿子被逼得走投无路，被抓去当兵。望眼欲穿的母亲一连几夜都梦见了他，开口在跟自己要鞋子。于是一大清早，她便忙活了起来，要给不知在何方打仗的儿子做双鞋捎去。就在这时，从邻居家传来了儿子已于上个月在直奉战争中阵亡的消息，母亲惊呆了，一下子跌坐在凳上，手中正在剪裁的鞋样子也掉在了地上，喃喃地说：‘鞋样子……’这时我哭着扑了上去，大声喊着：‘妈！妈！’然后闭幕。”
多么投入的表演，让杨先生至今难以忘怀。没等我再问一下具体的细节，她又讲起了一段更加令人惊叹的故事：“高中毕业时，我带头反对再演英文戏（每年），我还当过一次导演，排演的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不过……”她不好意思地补充了一句，“仅仅是‘之一’，总导演是一名叫做‘雪’的外籍老师。”
那是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击碎了杨先生平静的生活，也击碎了她精心编织起来的梦。刚刚考入南开大学的她，不得不跟随着重新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迁徙于云南以及后来的四川。躲飞机，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吃大锅饭，睡茅草房，是她们的基本生活。从此，杨先生失去了与戏剧结缘的机会，失去了心中刚刚筑起的梦幻舞台。但是作为曾经的“执着与追求”，只要有机会，她就一定要跑进城去看场话剧，不管是专业的剧团还是业余的剧社，都可以帮她找回那个还没有编织完毕的梦。
（《北京青年报》6.6 陈虹）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