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第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第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第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

    同时，“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乃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还需要继续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在旧中国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被打倒，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劳动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国内已不存在尖锐的阶级对立，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并不具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现实基础。

    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来看，它所“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推翻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打倒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事实上，党内虽然有具体工作的不同意见分歧，但始终不存在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自然也就没有这样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条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立的路线，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实际上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所谓“向走资派夺权”，就是从党领导的各级机关和各级干部手中夺权，这就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至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恰恰是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他们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多年，早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必须对其彻底加以否定。

    但是，必须区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特征就是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但是，这10年全党和全国人民并不是只在搞“文化大革命”，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广大工人农民仍坚守在生产一线，许多知识分子克服困难坚持科学研究，许多干部在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仍然在尽力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抵制与斗争，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核潜艇下水并正式交付了海军，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连载三十二）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罗平汉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