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红色影像“猎人”

    1924年9月22日，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上，一个自称为“秦华”的中年男子，做了一段七百余字的演讲。秦华有一张东方面孔，国字脸微胖，八字胡浓密，眼镜架在挺拔的鼻梁上。演讲到激动处，他将拳头挥舞到半空，眉心紧锁。这段短短几秒钟的画面，是李大钊留给后世的唯一影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海外影像寻档工作，因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发现李大钊的影像开始受关注。十年后，长期在海外寻找共产国际早期档案的李玉贞，又在莫斯科发现陈独秀影像的线索。

    用两瓶啤酒“找回”李大钊

    “寻找李大钊”，源于1999年，李大钊诞辰110周年，中央电视台计划播出文献纪录片《李大钊》。当时35岁的闫东被任命为导演后，才意识到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摆在他面前的，仅有20幅李大钊的照片。图片显然难以满足纪录片的拍摄要求，闫东先后访谈十几位专家学者，希望能拼凑出李大钊的生活碎片。

    一次采访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随口提及，李大钊参加过1924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可能存有影像”。闫东遂嘱托正准备前往莫斯科的档案馆查找资料的李玉贞，“顺道把李大钊的资料也捎回来一些”。

    彼时，不少由苏联官方保存的档案陆续解禁，大批学者从全球各地飞往莫斯科，手里紧紧攥着护照和介绍信，在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门口排起了长龙。自1999年6月到达莫斯科后，闫东每天都会询问李玉贞进展。但在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李玉贞始终没有发现和李大钊有关的影像资料，工作人员十分坦率，“别说李大钊，1924年的影像都很难找”。

    担心没法按时交差，李玉贞便委托一位俄罗斯汉学家，到另一个资料馆帮忙寻找。这位汉学家埋怨路远，李玉贞许诺“送两瓶啤酒在路上喝”，汉学家这才答应。

    一个阴寒的雨天，汉学家忽然打来电话，“这次，你最少得请我喝四瓶啤酒了。”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档案馆中，这名汉学家发现了某张从胶片中截取的卡片，上面模糊的身影，像极了李大钊。几天后，完整的影像素材被工作人员整理出来。放映机转动，共产国际五大现场的画面一帧一帧在银幕上浮现。一位蓄着八字胡的中国人面孔出现了。“李大钊，就是李大钊！”李玉贞知道，这下可以交差了。

    “是陈独秀，不是胡志明”

    李玉贞寻回李大钊影像十余年后，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庆祝活动排上了日程。上海音像资料馆想借此机会，寻找陈独秀的影像资料。2011年，从李玉贞处得到陈独秀影像的线索后，馆里同俄方取得联系，收到对方发来的影片目录、九百多幅影像截图和长达50分钟的活动影像样片。要想从纷繁复杂的资料中发现陈独秀，需要先确认他当年可能会在什么场合上被拍下来，一段陈独秀不愿过多提及的经历，被采集部主任翁海勤注意到。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被推举为中央局书记。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在圣彼得堡召开，陈独秀等人远赴俄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发现，语言是最大的阻碍。年仅20岁、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的刘仁静，在历史的偶然中，登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

    会上，刘仁静作了一份《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引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拉狄克的极大不满。他批评中国共产党党员“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像孔夫子一样“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历来性直、动辄拍桌的陈独秀并未直接反驳。这次劈头盖脸的责骂，成为日后陈独秀不愿提及的原因之一。

    影像寻回后，真正困难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综合编研部主任汪珉和翁海勤会先挑“容易辨认”的，“得知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有陈独秀、刘仁静，还有充当翻译的瞿秋白。”汪珉等人从陈独秀的脸型和发际线特征，判断出左下角一位形似东亚男子的人“一定是陈独秀”。但他们并不知道，在1964出版的《罗易回忆录》中，同一段影像的截图曾被用作配图。并且，这张标注为“印度共产党代表罗易与东方国家共产党代表的合影”中，左下角的东亚男子被视作“印度支那代表胡志明”。与此同时，另一位参会代表路特·费舍曾回忆，胡志明确实参加了大会。

    这个问题直到2017年才被北京语言大学学者张善鹏调查清楚：从摄于上世纪20年代的胡志明照片看，“肤色较白，无胡须，且发际线不算很高”，通过比对同时期陈独秀的照片后，可判断这名男子是陈独秀。

    上海音像资料馆寻回的影像中，面容憔悴的陈独秀难掩兴奋。这与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的回忆相符。彭述之记得，陈独秀的莫斯科之行，最后是在“欢乐之中”落下帷幕。1922年底，陈延年、陈乔年响应父亲陈独秀的号召，自西欧远赴莫斯科。冬季的一个夜晚，二十多位中国共产党人在柳克斯旅馆举行了晚会，陈的两个儿子“带着渴望而又叹息的神情”，听他们父亲“自称庄严隆重”的演说。

    （《南方周末》5.27 蒋敏玉 苏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