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边城浮世绘

    ■刘子超

    传说，上帝分配土地时，吉尔吉斯人正在睡觉。等他们一觉醒来，发现土地己经分完。他们请求上帝多少分给他们一些土地，于是上帝就把自己的后花园给了吉尔吉斯人。

    吉尔吉斯人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表明他们是上帝（或真主）的宠儿。这个故事也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家园非常满意。他们喜欢告诉我这样的外国旅行者，吉尔吉斯是“中亚的瑞士”。这里既有阿尔卑斯般雄伟的天山，也有明净如眼泪的伊塞克湖，还有向远方延展的大草原，上面点缀着枣红色的骏马和白色的毡房。

    不过，考古学家认定，吉尔吉斯人的传统家园并不在这里。公元9世纪以前，他们的祖先还在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沿岸游牧。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才一路漫游到位于中亚的新家园。当时的中亚一片混乱，不同的族群和势力彼此征战。弱小的吉尔吉斯人不得不一直生活在各路强权的阴影下。他们的焦虑与抗争构成了《玛纳斯》的主体。这部史诗比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印度的《摩诃婆罗多》都要长，史诗的主人公就是吉尔吉斯的民族英雄玛纳斯。

    乾隆在位时期，吉尔吉斯人曾经臣服于清朝。当时，清朝军队歼灭了蒙古准噶尔汗国，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不过到了19世纪20年代，浩罕汗国的势力开始渗入到楚河河谷和天山地区。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发现，他们被孤立于偏远的天山牧场之间。为了守护通往喀什的商路，浩罕汗国建立起一系列城堡哨所，比什凯克就是边境线上的哨所之一。

    几天前，我在天山深处徒步，偶然碰到一位英语流利的吉尔吉斯向导。听说我是作家，他执意要我见一下他的朋友：“他叫阿拜·扎尔扎科夫，是一位青年作家，参加过革命活动。”

    此刻，站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阿拉套广场上，我试图找到一丝革命的痕迹，但看到的仅是一座天山脚下的暖昧边城。2005年，第一场革命发生时，吉尔吉斯刚刚独立十五年。它在国际版图上的重要性，因为美国入侵阿富汗而大大提升。美国在比什凯克附近建立起一座空军基地，成为军事行动的中转站。吉尔吉斯人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大发其财。不过，随之而来的贪污腐败，也令这个国家饱受折磨。仅仅五年之后，革命群众第二次赶跑了总统。

    “你就是下一个莫言？”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吉尔吉斯青年问我。

    我一愣，伸出手：“你是下一个艾特玛托夫？”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是我唯一知道的吉尔吉斯作家。

    “我是阿拜，”这个人一脸喜庆。

    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使劲摇了摇——莫言和艾特玛托夫——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谈起艾特玛托夫，他既是苏联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吉尔吉斯作家中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人。2008年，艾特玛托夫与世长辞，人们在阿拉套广场上为他送葬。如今，广场一侧还伫立着他的铜像。在阿拜看来，艾特玛托夫是第一代完全融入苏联体制的吉尔吉斯人。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高官，在“大清洗”中遭到处决。他在大学时代学习畜牧业，随后到莫斯科进修文学。1958年，他在苏联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查密莉雅》，描绘了遥远的群山、秋天的草原和草原上的爱情故事。这篇小说让他一举成名，那年他不过三十岁。

    我问阿拜是否读过艾特玛托夫。

    “当然，艾特玛托夫是每个吉尔吉斯人必须阅读的作家，就像中国的鲁迅。”阿拜说，“不过我现在认为，艾特玛托夫的成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苏联的大家庭里，每个加盟共和国都要有一个作家，能够代表那个民族的文学——这既是苏联体制的要求，也是一种政治需要——艾特玛托夫恰好成为吉尔吉斯文学的代表。”

    “对我这代吉尔吉斯人来说，苏联就像史前时代，与我们无关。”阿拜说，“从父母那里，我听过不少苏联时代的故事，但却无法激起太多共鸣。”

    阿拜从小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他的吉尔吉斯语很差，母语是俄语，能讲流利的英语和不错的法语。他认为自由和民主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批评政府是作家的义务。对其他中亚邻国，他没有太多兴趣。他认识几个哈萨克作家，仅此而已。说到这里，阿拜停下来看我，仿佛在等着我提出问题。于是，我问他在哪里发表作品。

    “我的一篇小说被翻译成了英文，发表在一本美国期刊上。”

    我突然想起，在天山碰到的吉尔吉斯向导也对我说过这件事。看得出，在比什凯克的青年文学圈里，此事非同小可，算得上令人瞩目的成就。阿拜告诉我，他以后打算写“全球化对吉尔吉斯人的冲击”。“苏联解体后，全球化将这个国家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冲击得七零八落，成为一片废墟，而我们这代人——后苏联时代的吉尔吉斯人——就在废墟当中，艰难地寻找可以依赖的东西。”

    （选载一）

    （《失落的卫星》文汇出版社202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