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届十中全会为什么重提阶级斗争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一度遭受了比较严重的困难。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农村发生了包产到户，有的农民甚至要求分田单干；由于物资严重短缺，恢复集市贸易（自由市场）时，城乡产生了投机倒把现象；经济困难导致社会治安不如以前，台湾当局又利用大陆的经济困难叫嚣要“反攻大陆”；等等。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需要党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和对策。

    为了统一全党尤其是中高级干部的认识，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彻底战胜面临的经济困难，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有县级以上党委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部队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与会者共达7000人，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入的总结，客观地分析了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恢复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使党的中高级干部进一步认识到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

    然而，七千人大会之后，如何看待当时的经济形势，党内高层有着不同的认识。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认为问题已经暴露，形势已经退到了山谷，七千人大会后开始一天天上升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

    由于对形势的看法不同，因而对调整国民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与措施也有所不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认为，既然现在是“非常时期”，就应采取一些非常举措，比如农村可以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但在毛泽东看来，经过相关政策调整，如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恢复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等，人民公社的问题就已经解决。实行包产到户就是搞单干，这也就是在农村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是反对的，所以他才决定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但他又认为，生产队内部又不能没有一点平均主义，不能搞彻底的按劳分配，否则就不能给贫苦农民以适当的照顾，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农村的两极分化。毛泽东认为，如果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仍然穷的穷、富的富，那就有悖于党领导农民搞革命的初衷，搞包产到户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不能搞包产到户是农村政策调整的底线。

    就在中国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调整的时候，中苏关系迅速恶化，中苏两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日益严重，1962年四五月间还发生了因苏联驻伊犁领事馆插手，数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的伊犁事件，致使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内已出现了严重的修正主义，原因就在于赫鲁晓夫上台后不抓阶级斗争，因此，中国必须吸取苏共的前车之鉴“反修防修”。

    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1962年夏天起，毛泽东的精力和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国际反修和国内防修上，越来越重视阶级斗争问题。

    1962年8月6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重点讲到了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说，国内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农村表现为贫下中农和富裕中农之间的矛盾。在这次会议上，主张包产到户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受到批判，并不得不作检查。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阶级、形势和矛盾的问题，要求会议讨论。这也就成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为后来“左”倾错误的发展作了理论准备。

    （连载三十）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罗平汉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