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所大学叫做“西南联大”

    有一种老师叫做“先生”，有一种教育叫做“通识”，有一种情怀叫做“祖国”，有一种精神叫做“刚毅坚卓”，有一所大学叫做“西南联大”。西南联大这所传奇大学，无疑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珠穆朗玛，一直为后人所瞩目。2018年纪录片《西南联大》播出时，网络评分高达9.4分。时隔三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摄制的纪录电影《九零后》作为《西南联大》的姊妹篇，将于5月29日在全国公映。

    《九零后》是一部用16位联大学子的真实口述表达西南联大灵魂的电影。在导演徐蓓心中，它不同于纪录片《西南联大》的宏大，自始至终是从学生的回忆视角来体现西南联大历史。

    熠熠生辉的生命

    徐蓓坦言，因为在一段时间内密集地与特别优秀的人交流，当这个片子做完时，感觉好像有一个新的自我从土壤里长了出来。这些熠熠生辉的生命也都留在了她的记忆深处。

    马识途是重庆忠县人，与徐蓓算是同乡。2017年，徐蓓团队在拍摄《西南联大》时，马先生正在病中，未能采访。再见马识途时老先生已是105岁，是徐蓓所见联大人中年龄最长的一位。徐蓓回忆，当时一想到要站到他面前，心里就莫名地害怕，“因为从来没有采访过这么资深的老人。”但是他一讲话，人生况味便扑面而来，他说：“我今年105岁了，眼睛瞎了，耳朵也聋了，好在我的脑子没有糊涂。”

    考虑到老人的年纪，徐蓓只对马先生做了两次采访，但是每次采访他都能说上两三个小时，对联大的历史和过往如数家珍，记忆力惊人。徐蓓有时看着他会有些恍惚，心想自己老了时，不要说105岁，就是85岁，如果还能有这样清晰的记忆，都是要为自己点赞的。

    采访巫宁坤先生，是在美国进行的，徐蓓不止一次给朋友讲起采访细节。“采访约在早上10点，巫先生住在马里兰州一个普通的老年公寓里，跟夫人一起。房子不大，摆两个机位都很勉强，布灯条件也不太好。”

    约好10点钟，巫先生凌晨2点就起来等待，“他说是因为心里激动，睡不着，看错了时间。他穿着黄色衬衣，坐在我对面，让人不由得心生感慨。”徐蓓回忆，巫先生的性格依然天真烂漫，从他的叙述中，丝毫感觉不到苦难在他的心灵上留有阴影。他回忆起同学、老师时，心直口快，甚至“口无遮拦”。他回忆汪曾祺，说汪曾祺“写东西很好，可是他的英文不及格，读书也不用功”。还吐槽他的老师吴宓先生，说吴宓讲课差点意思，而且专门强调“他的英文不行，有陕西口音”。然后很骄傲地说：“我们觉得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一帮优秀的同学在一起，才能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喜欢这样。”

    许渊冲和杨振宁

    2019年，时隔两年再见到许渊冲时，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已经去世，徐蓓不太敢想象许先生如何面对家庭的突然变故：“我们去时，打开门还是那个小屋子，只能摆一个机位，拍一个镜头都要想半天办法。那时他正在吃早饭，脖子上还垫了个东西，像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在吃他心爱的奶油蛋糕。”当许先生抬起头来时，徐蓓依然发现两年时间一个老人的变化，但是在随后的采访中她知道，老人的习惯仍然是每天早上起来就打开电脑工作，“100岁的老人家啊，脸几乎要贴上电脑屏幕了，还在翻译英文。”

    许渊冲评价了外文系以及其他系的很多同学，特别好玩，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比他们都强”。好不容易说巫宁坤英文好，还要搭上一句“他的法文不行”。后来徐蓓忍不住问：“在您的同学中，有您佩服的吗？”有，许渊冲佩服杨振宁。

    杨振宁也很厉害，思维极清晰，而且绝不啰嗦。徐蓓回忆：“给我们一个小时采访时间，他一坐下来就开始讲，然后回答问题，最后说，‘还有几分钟，我回答你最后几个问题。’一个小时结束马上站起身，‘我们的访谈结束。’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徐蓓摩拳擦掌计划将所有老人家重新拍一遍的时候，发现好几位已经去世了，还有一些住进了医院。“首先是美国的巫宁坤和刘缘子去世了，后来罗振诜先生也去了，那些活着的先生我们也都联系了一遍，除了许渊冲和杨苡先生可以重新去拍摄，很多人都条件不允许了。”徐蓓伤感地想，《西南联大》是他们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实在是抢救下来的一批影像资料。

    虽然徐蓓知道纪录片最酷的方式是没有解说，全部同期声，但是对于《九零后》，也是做不到的。比如在这部片中，关于邓稼先的所有回忆实际上都来自于一篇联大物理系同学回忆他的文章，比如“我们给他取个外号叫小孩；他喜欢讲故事、喜欢问问题；他的名字叫Pure……”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那一篇文章，徐蓓说：“在片中，我们用另外一个声音来呈现邓稼先，因为邓稼先这个人物是不可或缺的。”

    为了使观众接受起来更容易一些，徐蓓没有选择第三方解说的方式，而是请了20多位配音演员，这也是她第一次在自己的片中尝试角色化配音方法。徐蓓说：“这是我的脑袋能够想出来的弥补素材不足和内容的最好的呈现方式。”

    精彩的师生关系

    在剪辑过程中，徐蓓忍痛割爱掉了不少素材，为了整体节奏和结构的需要。比如整整4分钟的关于西南联大老师的回忆。有许渊冲回忆钱钟书的，还有回忆陈岱孙的。

    陈岱孙是清华经济系一位非常帅的教授，他有一个习惯，永远都穿西装，而且每逢节假日，会在西装口袋里别一朵红玫瑰花，大家因此有很多猜测。上课时，如果他的课是上午最后一堂，他一定会戴两块手表，而且告诉学生，“你们要专心听讲，不要担心拖堂，我戴了两块手表，钟点一到，准时下课，绝对不会影响你们吃饭。”

    还有杨苡先生回忆沈从文，杨苡与沈从文住隔壁，在同一个小院里。每天晚上沈先生睡觉前，如果看到杨苡的小屋灯还亮着，第二天就会跟杨苡说：“小姑娘不错，还比较用功。”如果杨苡的灯熄得比沈从文早，第二天他就会告诉杨苡：“这样不行，要用功。”

    徐蓓团队想了很多办法，宁可牺牲掉电影影像的酷炫，也要让这些老人说话。因为留存下历史是第一位，其他都是第二位的。

    诸多因素的限制使徐蓓努力通过后期剪辑，在语言节奏和内容上做突破，宗旨是展现西南联大群像，让他们一群人整齐地出现。所以在剪辑台上，她能克服多少就克服多少，如果留有遗憾那就让它留一点遗憾。

    这一切困难的源头，可以归于徐蓓对《九零后》的创作期待：她希望在有限时间内将西南联大历史相对完整地展现出来，同时还能够留有思考余地。“因为如果只展现历史，可以采取很多方式。但在西南联大已经有纪录片的背景下，我必须问自己的问题就是：怎样阐述这段历史？”徐蓓的答案是：通过这样一群人物，试着回答“西南联大为什么能”这个问题。“因为人们谈起西南联大，就要说它那一串闪光的数字，而我觉得数字背后的问号应该提出来，那就是为什么它能？”

    在这样的思考中，徐蓓花了宝贵的片时让巫宁坤、潘际銮、许渊冲先生讲述抗战初期他们在做什么、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带领大家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让大家首先意识到：抗日战争并不是历史书上的文字，对于西南联大的学子们，那是活生生的现实。

    （《北京青年报》5.26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