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视对“小共同体”的研究

    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抽象概括出人类群体生活中的两种基本结合类型：共同体和社会。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强调社区应该被理解成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而社会则是一种机械的聚合。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基于社会分工，将此“倒置”过来，认为集体意识强的社区属于一种机械团结，而基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价值观和信仰日益多元化的近代工业社会才能形成有机团结。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基于当时中国乡村面对外在工业的冲击如何谋求出路的现实考量，提出了“聚焦乡村经济动力”的“小共同体”思想，从经验实证角度发展了滕尼斯的“小共同体”理论，开启了一条滕尼斯“共同体”理论中国化的创新之路。

    费孝通笔下的“小共同体”是这样一种“村庄社区”：“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把村庄作为一个研究单位，这并不是说村庄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在中国，地方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是非常密切的，在经济生活中尤为如此。甚至可以说，在上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了世界的共同体中”，“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工业的发展，生丝价格下跌，另一方面是以传统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性……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滕尼斯和涂尔干所纠结的社区和社会，谁是机械联系、谁是有机联系的问题，以及个体与社会关系、个体权利与群体生活关系的问题，在费孝通《江村经济》中转换为面对“外部世界工业的发展，生丝价格下跌”，“小共同体”内部如何基于传统生计和生活方式的调适而更为有效地组织起来的问题。

    费孝通通过对家庭关系、亲属关系、邻里关系这种原生的血缘性和地缘性“小共同体”进行描述，揭示了乡村社区内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体系，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洞察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都处于社区（Gemeinschaft）—社会（Gesellschaft）的连续统当中，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一个社区因素不断减弱、社会因素不断增强的过程，而非社会替代社区的过程。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当今社会，人口流动的幅度和范围日益扩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越来越深，城乡一体发展趋势日渐明显，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典型特征。一种超越“小共同体”的包容城乡在内的地域共同体正在逐步形成和建构过程之中。但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在推进滕尼斯“共同体”理论早期中国化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对于理解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仍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需要借鉴和吸纳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要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的创新发展，需要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长期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也需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小共同体”以及“地域共同体”进行专题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千万个“小共同体”及“地域共同体”组成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则发生于这些“小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的型构之中，而很多民族互嵌社区就是由这些“小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来体现的。这些众多的“小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是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织基础。

    目前来看，国内学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研究中，政策分析、理论探讨、统计分析居多，而案例研究，尤其是基于长时间深入田野调查的微观经验研究偏少。费孝通等前辈学者主要以微观案例的方式来切实推进“小共同体”理论的发展，对于反思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建创新发展的研究方法亦有重要启发。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刘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