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昇与他的绝学

    听到耿昇先生病逝的消息，我心头一震，立即有一种永远失去而难以弥补的遗憾。人们常以“及身而绝“来形容那些身怀绝技而不幸去世的学人所带走的“绝学”。如果浏览耿昇的著译目录，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介入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从研究“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这一课题入手，耿昇翻译的汉学著作可以说是我案头的常备参考书。耿昇是继张星烺、冯承钧之后，驰骋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法国汉学领域的又一位名家。他在《我的治学之道》一文中述及自己的学术工作时这样说：“在学术翻译和研究中，本人主要精力是集中在四大学科领域：西域史（多领域）、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入华传教士为主）、丝绸之路（西北、西南与海上丝路史）、法国汉学史，而且在每个学科领域中都有不少成果问世。这些领域基本上都属于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对一般学人来说，这些领域都是比较冷僻而专门的学问，不要说在这些领域谋取立足之地不易，就是成为其中某一个方向的专家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事。

    对耿昇的整个学术译介事业，我无力评及。但只要通览他的著译书目，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印象：一是他涉足的领域，如丝绸之路、西域史、蒙古史、吐鲁番学、突厥学、敦煌学，都是傅斯年视之为“四裔问题”的学问，在中国也许是比较冷僻而专门，在国际上却是热门而蔚为显学的，故入门的门槛甚高。如果与国际学术界没有热线联系，就不可能登堂入室。二是这些领域对研究者的语言能力要求极高，它们往往涉及多语种，法语、英语自不待说，还需通晓少数民族语（如蒙古语、藏语等），甚至有些西域、中亚的死语言，只有历史研究与语言能力相结合才可得其门而入。三是从耿昇的翻译成果——多达六七十种译著，加上他本人的著作、论文，粗略估计其著译字数约二千万字。可以想象，他是一位非常勤奋的翻译家兼学者。没有长年累月、持续不断的努力工作，是不可能如此高产的。耿昇自述：“书山有路，学海无涯。读书做学问难，做翻译更难。回首自己30多年的爬格子或‘码字’生涯，感受多多。成绩固然是一笔一画拼凑而成的，纰漏也是点点滴滴地聚拢起来的。“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耿昇在法国汉学方面所做的大量译介工作，我们对法国汉学在敦煌学、藏学、西域学、中亚学、蒙古学、突厥学、来华耶稣会士史这些专业领域的成果，很多可能就茫然无知。”正因为如此，耿昇的离去，使学术界深感在这些领域无可替代的缺失。胡适逝世时，梁实秋曾以“但恨不见替人”来表达自己的哀痛，此语说明耿昇在介绍法国汉学中的作用可以说也是颇为适合。举目四望，环顾海内，我们今天的确暂时找不到像耿昇这样有分量的法国汉学翻译人才。18世纪法国三大汉学名著之一《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译本出版后，在与耿昇的电话交流中，我曾几次怂恿他翻译《中国丛刊》（十六卷），当时他的研究兴趣似已转移到敦煌学、藏学、丝绸之路这方面，他表示自己暂时无力承担这件工作，现在看来要找到适合翻译这套书的人选，恐怕是更难了。

    不知是对自己来日无多有某种预感，还是出于对自己著译成果的不放心，耿昇最后十年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在整理、修订自己已有的翻译成果。耿昇离世时只有73岁，想象一下，如果他能再活十年、二十年，为我们再译二三十部法国汉学名著，中国相关研究领域自然就能有更多受惠，情况也许就大不一样。可惜！斯人已逝，不亦悲乎！如今我们只能缅怀他的学术业绩，鞭策自己努力前行。

    （《中华读书报》5.19 欧阳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