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保卫战”

    ■[日]寺山修司

    开口说幸福二字，总会令人脸红，因为人们通常觉得那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用词，踏上了真正的人生之路之后，就不应该再提那两个字了。但是，托马斯·曼的名句“轻蔑政治之人只能拥有被轻蔑的政治”也同样适用于幸福。令幸福不断贬值的不是幸福本身，而是轻蔑幸福二字的我们自己。

    少年时期的我们常常吟诵卡尔·布瑟的诗句：人说/山的那边/遥远的空中/有幸福栖息

    如今这首诗却成了三游亭歌奴的单口相声段子，用来博取观众的笑声。这种笑声是在自虐性地对幸福观本身的否定中产生的。它是疲于生存的小市民们对自己少年时期的理想的嘲讽，是一种“反正无论去到何处都不会有幸福这种东西”的念头。即便如此，他们仍热衷于追求名利，希望靠继承遗产或彩票中奖发大财，这与“幸福”二字并无关联。

    年少时期被卡尔·布瑟的诗、黑色发丝及美好回忆装点的不谙世事的感性早已不在，“山的那边”成为人们想逃离时代封锁的导游图，然而，就连这一丝寻找自身幸福论的线索也在大众的笑声中销声匿迹。掉进“山洞”里的究竟是谁？难道不就是迷失了远方之山的普罗大众吗？

    两年前，我和TBS电视台的荻元晴彦一起制作了一档电视纪实类节目《你……》，我们走到人群中，将麦克风突然伸到人们面前，问道：“对你来说，幸福是什么？”得到的大多数回答是“午睡”“看电视”或者“饱餐一顿美食”。那一张张面孔在电视屏幕的灰色光影中突然出现又倏忽消失，估计荧幕外的观众们只会觉得这是在做什么伪证吧。哪里出错了——但是，若要说有什么可以取而代之的回答，观众们也只能闭嘴吧。

    我们这个时代，失去的不是“幸福”，而是“幸福论”。想要让幸福本身发挥作用，就必须有幸福论的存在，但现在在书店的角落里蒙着尘的只有阿兰毫无用处的幸福论。

    “下雨的时候，我们才更想看一看充满阳光的表情。坏天气时请保持好心情！”这就是阿兰的幸福论。无论是越南战争也好，杀人案也罢，什么都能被他的理论变成幸福。

    但是，让阿兰的《幸福论》这种东西见鬼去吧！

    自身的幸福也是对他人的义务，这一点没错，但消化自身的怨毒、连无法尽诉的怒气都要自我净化的《幸福论》充其量只能一时地排解烦忧罢了。假设收到了一张征兵通知单，我们可以用“坏天气的好心情”微笑着赞美这张通知单印刷精美，但这种幸福并不能完成对他人的义务，有时甚至只是通过自身的不幸来确保对他人的真诚罢了。

    传统的“幸福论”都是在书本上构建起来的思想。

    雷·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也是一部借由书籍探讨“幸福论”的科幻小说。小说的简介上有这么一句话：“华氏451，那是让纸张起火燃烧的温度……”在小说中的那个世界里没有书籍，取而代之的是电视，由电视来传播知识或信息。若有人偷偷躲起来看书，消防队员就会赶来将书焚毁。然后，书籍的乐趣——人生的休假，被法律禁止。

    取代了书籍地位的电视逐渐环境化，不仅单方面向观众讲述，而且还能够与观众交谈。主人公的妻子就参与了一档连接演播室和家庭的节目，坐在自家起居室里和主持人对话。作者布拉德伯里创造的未来社会中，人们认为一对一的交流和一对多的交流都是指向同一种“幸福论”的线索，但作者却对那样的社会发出了警告。

    布拉德伯里指出，阅读行为永远都是一出独角戏，而未来的“对话共和圈”——能够互相对话的环境，只会带来更大的不幸。

    小说的主人公通过一位不可思议的少女领略了书籍的魅力。他给围在电视旁的妇人们朗读了书中的一个段落，结果大家非常感动，甚至有人落下泪来。于是，主人公的妻子因为嫉妒众人由书籍产生的友情而向政府告密。

    我们需要注意的重点是，妻子的嫉妒并不是针对书籍，而是“感动到落泪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幸福。

    电视所构建的“对话环境”，本身就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但书籍带给人们的是虚构出来的“另一个世界”。主人公把这样一个世界与其他女人共享，那只能是出于爱情，因此，妻子的嫉妒绝不是不合时宜的。只是，主人公朗读书籍里的一段给旁人听这个非法的、极为危险的行为，成为小说的重点。

    在《华氏451》中，看书并朗读给他人听，并非“逃避人生”，反而是对人生的积极参与（当然，即使在我们这个年代，即使孤独的阅读是闲人的所有物，一旦站上读书会的讲坛，又另当别论了）。

    热爱书籍的人们，沿着早已废弃的铁路，聚集到森林之中，建立起一个由语言构成的乌托邦。每一个人都完美地记住了一本书，它们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马太福音》《拜伦诗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书籍本身。即使书籍被焚毁了，他们也会继续活下去，并将书籍永远地传播下去。

    （《寺山修司幸福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出版 杨玲/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