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变化

　　20世纪中国学术变化有四个特征：一个是时间缩短，把传说神话从历史中驱逐出去，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大贡献。二是空间放大，把历史视野扩大到满、蒙、回、藏，甚至整个亚洲和世界。在这一点上，敦煌文书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激发。三是史料的增多，引出很多课题。所谓“四大发现”，即甲骨文、敦煌文书、居延汉简还有大内档案，再加上历史学视野发生的改变，使得我们对档案和史料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四是问题复杂，各种理论从东洋来，从西洋来，使得有关中国和亚洲历史的解释变得丰富起来。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上，中国历史学的大变化，是受到了19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巨大刺激的。

　　19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新变化，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西域和南海之学。由于史料与空间扩展到中亚、东南亚这些地方，学者就不得不去了解亚洲各种语言文字，各种语言之学跟历史之学也就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第二，超越精英文化世界，走进底层的宗教和社会。欧洲东方学的一个来源是传教士，跟一般的书斋学者不同，他们要走向基层，走向社会，走向民间。第三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交往，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学者特别关心更大范围的中国与周边，所以，中国文献里的旅行记、出使行纪、诸蕃志、殊域志、航海记录等都特别受关注。第四是田野调查和遗迹发现。如贺昌群所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基本上是一个“发现的时代”。中国很多佛教、道教和建筑史上的重要依据，是沙畹、喜仁龙、斯坦因、弗利尔这些人发现的，他们留下了很多田野调查和遗迹考察的资料。梁思成在著作里提到过，对这些遗迹的发现前面全是欧洲人和日本人在做，极大地刺激了他。第五是超越经典文献，注重边缘资料的发现，包括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的资料，敦煌文书和民间文献，民族语言的文献，这都是他们先做起来的。

　　在这五个重要趋势的刺激下，中国学界才出现了上文所说的20世纪的变化，这就是当时的国际大潮流。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欧洲东方学刺激了日本的东洋学，而日本的东洋学又在20世纪初期强烈地刺激了中国的学术转型，这是一连串的变化。

　　（《光明日报》5.15 葛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