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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关系来说，统治者是政治权力的运用者和治理者，而大众则是权力施加的对象和被治理者。在这种关系中，大众似乎是被动的接受者和从属者。问题是，社会的多数人为什么愿意这样，他们为什么愿意接受治理，为什么他们竟然能够抑制乃至压抑自己的爱好而服从治理者的喜好。从政治正当性和合法性来看，人们为什么会认可、认同治理者的权力（难道人天生就具有乐意服从和听从的本性）？那一定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主要不是统治者将他们作为统治中的根本工具，而是基于政治权力的运用整体上满足他们广义的生存愿望和需求。只有如此，人们才会认同政治权力和权威，才会乐意接受治理和产生服从（心悦诚服）。换言之，人们认同政治权力和统治只是认同了一种工具性的东西，只是要以此来达到和实现他们的整体目的和需求。
早期儒家对此就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论说，它对政府和国家起源的解释首先就说明了这一点。对儒家来说，世上最初设立统治者——君主，这是上天的意志和产物。就此而言，它同政治起源的西方“契约说”这一源远流长的解释很不相同：一个主要以君主（“君”）的身份立名，一个主要以政府的名目而言；一个说设立君主的是上天的造化，一个说设立政府的是大众之间相互让渡权利和约定。但两者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即不管是上天设立君主，还是人们建立政府，两者本身都只是一种手段，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意愿和自身的权益。按照契约论，人们乐意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并由国家来垄断权力，是出于自身安全、和平、利益等目的和需要；按照天立论，圣人之所以要创设君主，同样是以此为手段来满足大众的基本愿望和需求。
儒家的天立君王论是它解释文明起源和创造的一个方面。根据儒家广义的“文明起源论”，人类最初的一些文明是圣人为了适应人类的需求而创制出来的。以《周易·系辞传》的说法为例，从包牺氏依据自然现实创立八卦，到神农氏、黄帝、尧、舜依据事物的不同特性创立各种工具，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如说“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如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系辞传》认为，在制备器物、居住空间以满足人们的使用，为天下带来方便等方面，没有谁比圣人更伟大（“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这是用“圣人”的创造来解释众多“器物”的起源。但不管是什么器物，圣人创制它们都是以它们为手段来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
早期儒家的圣人设君主说不明显，它对君主制起源的明确解释是上天立君论，认为人类最初有君主是上天的意志和产物。表达这一观念的是《尚书·周书·泰誓上》所说的为了佑护民众，为它们创立了君主：“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孟子·梁惠王下》引用与此有关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两者虽略有不同（“天降”和“天佑”），但所说上天创立了君主则是一致的，因此是可信的。《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师旷的话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无使失性。”此外，《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史官提出“利于民而不利于君”的疑问时，邾文公对此回答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尚书》的说法大体上指明了上天为什么创设了君主（降生了民，而“佑护”的说法目的性很清楚）。按师旷的说法，上天为民设立君主，是为了让君主治理他们，以使民众不失去他们的“性”（生之性和情）。他没有明确说民众之性为何，但他指出了“立君”是为了民众。与师旷的说法类似，邾文公强调天生民而设立君主，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民众。
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较早而又最明确地表达上天设立君主的目的是为了民众这一思想：“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有完全一样的话，这可能是荀子引用子思说过的话，同时也表明荀子肯定立君“只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君主本身或其他。诉诸上天的意志，来主张立君是为了民众而不是为了君主，而将民众目的化，将君主工具化，其所诉求的根据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在传统的政治实践中，君主作为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很容易被神化和神圣化。但在观念形态上，儒家整体上没有使作为手段的君主目的化，或使作为目的的大众的需求手段化。
立君被看成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它的目的都被认定为满足大众的需求，它同儒家的另一立场——天下是公共和共有的（即“公天下”“官天下”）的观念是统一的。按照《礼记·礼运》所说的“天下为公”，天下是公共所有。儒家主张天下、国家的公共性（共有、共用），反对公权的私用，严格划分公天下、官天下与私天下、家天下的界限，从理念上说同现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分有一致性。
（《学术月刊》2021年第3期 王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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